陳峻毅陳峻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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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胡景祥
圖片：Studio Incendo/Flickr/CC
香港：全球反政府浪潮的熱點
從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起算，持續至今已達九個月的香港逆權運動，雖然以「反修例」為導火線，實則早已超越此一框架，成為一場反（中國）政府的香港獨立運動。由於抗爭者採取無大台、快閃、流動性與不割席等模式，並受已故武術大師李小龍的「Be water」哲學所啟蒙，因此有外媒將運動命名為「流水革命」（Water Revolution），而港人則直覺地自稱其為「時代革命」。為何這場「光復香港」的逆權運動會成為時代革命呢？這是否意味著它正把世界帶往一個連港人都想像不到的新時代呢？那會是怎麼樣的時代呢？
圖片：Studio Incendo/Flickr/CC
時至今日，將這場運動定調為「反送中」固然極不恰當，但若將它置入西方陣營全面抗中的框架，視之為對抗中共極權擴張的橋頭堡，亦同樣是見樹不見林。香港人正在進行的，其實是自身都不自知（或不願承認）的獨立鬥爭，甚且，其最終目標可能並非成立擁有獨立政府的傳統國家，而是某種顛覆政府國家體制的新城邦模式。畢竟，香港本是富裕繁榮的資本主義社會，港人對抗的中共亦非傳統定義的共產主義工農政權，而是吸吮資本主義奶水而迅速肥大的極權巨嬰。促使港人起而抗爭的社會因素，不再是過往逆權運動常見的（好發於第二、第三世界的）物質性貧窮或武力迫害，而是國家機器將資源和權力過度集中於少數既得利益集團，致使喪失生活自由與自尊的港人對政府失去信任，進而全力反撲。
我們不能把這種爭取自由與自尊的企圖，簡單歸咎於共產／社會主義體制的不當統治。香港的時代革命必須被置入全球格局，與最近一年多來在世界各地接連爆發的逆權運動並置，方能看出這場「革命」所浮現的「時代」脈絡。從前年（2018年）11月法國爆發黃背心運動開始，蘇丹、韓國、印尼、伊拉克、厄瓜多、智利、黎巴嫩，以及加泰隆尼亞等地先後出現大規模的反政府抗爭。這些看似各自獨立的各國在地事件，卻在起因、屬性與發展模式上彼此類似、相互模仿。其範圍不僅跨越了歐、亞、非、南美等洲，更包含了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諸多在社經、政體、宗教文化上差異極大的國家。回溯世界歷史，我們發現能與如此「盛況」相比擬的，大概只有上世紀60年代末爆發的全球反政府革命浪潮而無他。
跨體制的全球性國家暴力
這些人民造反的國家當中，有些是起因於經濟上的貧困或失業（如蘇丹、伊拉克、黎巴嫩），有些是由於財富分配不均或階級嚴重不平等（如法國、香港、厄瓜多、智利、黎巴嫩），也有些是因為政府官僚的貪腐無能（如蘇丹、香港、韓國、伊拉克、黎巴嫩），更有些是為了追求政治和文化上的獨立自由（如香港、印尼巴布亞、加泰隆尼亞）。無論起因異同，是單一或多重，這些國家的示威民眾都遭到相同的壓迫境遇：也就是國家機器的過度集權，以及完全不合比例原則的殘酷鎮壓。國家暴力不再只是發生在我們印象中貧窮落後、動亂封閉的共產或第三世界，更一再地在號稱均富、民主、進步而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堂皇行之。
我們不只看到蘇丹軍方在喀土穆恣意屠殺示威民眾、強暴婦女；伊拉克政府以軍隊武力鎮壓，造成過百人死亡。我們也看到印尼軍警和民兵在巴布亞示威及反惡法運動中以實彈射擊學生，導致超過30人死亡；在拉美最富裕國家智利，總統針對因貧富懸殊而上街抗議的民眾頒佈宵禁令，並出動軍隊進行強勢鎮壓；在民主國家西班牙，鎮暴警察公然阻撓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最高法院更將倡議公投的9名領袖視為政治犯，並判處了9至13年的重刑。當我們以為只有在中共極權治下的香港，才會出現暴警濫捕、大量使用催淚彈、水砲、橡膠子彈傷民、定調示威者為暴徒、以禁蒙面法限制示威權，以及武力衝突造成大量平民傷亡時，這些現象從去年底至今，便已不斷發生在以自由、平等、博愛為立國精神的法國了。
從集權到極權：各國政府間的共謀分贓
再把焦點拉回香港。我們是否應該沿用新冷戰觀點，將流水革命視為資本主義陣營（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對抗共產極權擴張的最前線──尤其當今日中共已悖離社會主義原則，成為走資化的科技極權國家時？或者，流水革命實是呼籲世界各地人民起義推翻全球化國家體制的一場先聲戰役呢？只要考慮一下「反（送）中運動」爆發至今，西方各國政府對香港局勢的觀望姑息態度是如何違背民意期待，以及英、美、加、澳等國是如何藉經貿制裁談判與政治特殊法案（如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拖延審議來與中共大玩博弈、尋求利益分贓，就約略可知上述問題的真正答案了。
誠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言：「……中共當局的潛台詞是呼籲各國政府在面對民眾反抗時要保持團結。北京正警告西方領袖不要輕忽本國內部民眾的不滿情緒，彷彿中國與意識形態、地緣戰略利益迥異的西方（政府）找到了共同利益，以維護自身的權力。」無可諱言地，當今各國政府正通過集權手段往極權體制悄悄過渡，這種不分資本、共產等意識形態差異的極權連橫與蠶食民權之勢，才是各國同時出現反政府運動，其背後隱藏的官逼民反真相。
事實上，只要盤點一下近幾年各國領導層的右翼（鷹派）崛起現象，就能證實當今全球國家體制確實正處於從集權偷渡到極權的不祥逆流中。無論是中國習近平、俄羅斯普丁、北韓金正恩、還是美國川普、日本安倍晋三、菲律賓杜特蒂、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或是巴西波索納洛，無一不是思想作風右傾甚至獨裁的政治人物，就連以「中道理性」的素人身份崛起的法國總統馬克宏，也開始在政策主張和媒體公關策略上向右急轉，而在納粹幽靈徘徊不去的德國，極右派的另類選擇黨則在去年東部三邦選舉中竄起成為第二大黨。若有人發現上列名單內有不少人馬是以中立、清新、非典型、超黨派或素人形象而聲名鵲起於政壇，也請順便記得威瑪時期的希特勒和納粹黨，正是以此姿態橫空出世的。
極權主義前導三要素
對於極權主義，常識總以為這種專擅思想監控、肅清異己和暴力統治的體制，是最忽視民意、與民為敵的。然而，事實恰與之相反，極權主義不僅最依賴且重視民意，更精於透過媒體系統誘導和形塑民意支持。有了對主流民意的管控和鞏固，極權政體方能肆無忌憚地清除少數、多元的異議者而無須擔憂其合法性遭受動搖。這種「被誘導的民意」，即是所謂的民粹主義。民粹是極權的溫床，它不能反映真實的民意，卻能捏造人民對真實的認知。
我們在今日世界和1930年代的西方，都能看到民粹主義的泛濫，它源自人民（尤其是既得利益族群）對社會現況的長期不滿，且往往伴隨著物質生活的長期衰退。類比於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90年代末以降泡沫經濟破滅後的大衰退，造就了今日全球性的民粹主義氛圍，然而究其所以，實乃全球化國家體制與跨國財團長期消耗環境資源、破壞生態，導致水資源及糧食逐漸短缺、實體經濟隨之萎縮所致。
另一方面，極權主義的興起亦有賴極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煽風點火。由於環境資源的短缺與全球經濟衰退，各國勢必在經濟和政治上紛紛採取自保式的壁壘政策；與此同時，缺乏資源的國家則會對鄰國或殖民地採取更冒進的作為，以圖掠奪求存。在此局勢下，對外主張威脅論、對內主張陰謀論（被異族叛徒出賣）的愛國主義，便有其黨同伐異的民意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人民看來，掩蓋階級矛盾、仇外排他的愛國主義似乎鞏固了統治政權與人民間的上下一心、一致對外，從而保障了國家的安全穩定，但就統治團塊的立場而言，這種地方性的孤立主義主要是用以製造仇恨和恐慌，進而加深人民對國家機器的依賴和擁護；更重要的是，它能隔絕境內人民彼此間和各國人民之間的訊息交流，以製造集體斯德哥爾摩效應（人質情結）。也就是說，統治集團不僅不相信愛國主義設定的敵我意識，更無意與人民團結融合、分享資源和權力。他們僅是利用愛國主義來奴化人民，以便與各國統治者進行檯面下的利益分贓和全球化集體統治。
圖片：Wpcpey/WikiCommons/CC
素人崛起、民粹以及極端民族主義，這三項極權主義前導要素在當代已然齊備，只要再加上全球化的媒體操控，一切自然水到渠成──這便是我們今日要面對的新現實。倘若有人追問：政治極權化的主謀到底是誰？是政治素人、官僚體系、既得利益團塊，還是全體人民？那麼答案可能是令人意外的以上皆是。因為，造就極權政治的機制，是現代政府國家體制在遭遇全球性環境危機時，由人類集體共同決定的。我們不能將極權主義視為國家的異常狀態。今日人類或將認識到：極權主義乃是現代國家必然的終極演化。
現代國家固有的極權基因：資本主義方面
現代政府國家的合法性，奠基於給予人民物質生活滿足的允諾，其實踐手段就是追求經濟發展與人口成長；另一方面，人的精神生活被擁有選擇自由和平等權利的民主體制崇拜所取代，而宗教則成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發展論和成長論，合理化了政府與跨國財團間的合作瓜分，及其對環境資源的分配權和支配權。然而，資本家對利潤與財富累積的欲望無限，但市場需求、人口成長和地球的環境資源都有其極限，同時人口不斷成長又必然帶來勞動力過剩與資源供給匱竭，這些物理條件註定了實體經濟發展有其極限。
一旦達到過飽和瓶頸，資本家若不願面對生產過剩造成的無效供給（虧損），就只有利用非必需供給和官商利益輸送來製造泡沫（虛擬）經濟一途，而當泡沫經濟導致的貧富鴻溝讓巨大泡沫也自行破滅時，面對財富分配不均、生活水平日益低落的中產階級，就必然會為求過往安適而帶頭要求政府限縮跨國財團權力和市場自由，以期重新創造內需、分配資源和財富。由是，一種自願賦予國家機器龐大權力以期大破常格的政治風尚，也就自然應運而生。素人領政、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自此鋪陳出國家邁向極權主義的道路。
當然，這種將改革希望寄託於極權政體的企圖無異於飲鴆止渴；人民能在極權主義中找到的，註定只有幻滅和背叛而已。無力扭轉實體經濟結構性衰退的極權統治集團為了免遭推翻，最後只會選擇與富人共築高牆，接著再一面剝奪人民的政治參與權和財產自主權，一面以推動政鬥和戰爭為手段來大量消滅人口、重洗經濟結構。
可以說，正是發展論與成長論將現代國家推向極端的自毀命運。當政府國家一味地滿足人民物質需求，卻對人作為創造性個體的精神饑餓（此一名詞最早出現於大蕭條前夕的1920年代）視而不見，其結局就只能任由自私、茍安、排他的人性暗面，將社會導向仇恨式的集體歇斯底里。
現代國家固有的極權基因：共產主義方面
如此的極權末路，固然對資本主義國家而言是必然宿命，對共產主義國家而言亦是無可倖免。究其所以，雖然共產政權為消除階級矛盾與貧富差距而採取計畫式的共同體經濟，但其國家政體的合法性基礎與資本主義國家並無二致。共產國家同樣採一國一府的中央集權體制，其政權也同樣主張物質主義，允諾人民物質生活的滿足，並同樣以國家崇拜填充人民的精神信仰；它不僅同樣強調發展論和成長論，更同樣遵循財產權的佔有觀念，只是佔有主體從私人（或財團）變成政府（財產權甚至不是公有而是國有）──如此的粗陋共產主義正是馬克思所反對的。
國有計畫經濟的原則導致共產政體自始便傾向於寡頭專制統治。由於缺少自由市場競爭的利潤誘因，共產國家的民生經濟勢必因缺乏生產力與技術創造力而低迷不振。普遍的貧窮加上人民對政府專權的不滿，使得共產國家為了壓制並轉移民怨，若非迅速從封閉專制走向極權擴張（如蘇聯），就只有以階段式開放市場的走資化一途才得以解套了（如中國）。
一旦加入了資本主義體系，共產國家的市場需求和勞動力便能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及龐大資本互取所需，並藉此得以茍延殘喘。然而，隨著外國技術、資本的投資炒作將國家經濟泡沫化之後，後共產國家的專制資本主義社會走向貧富嚴重不均、經濟衰退、民粹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極權主義套路，就成為命定之數了。尤有甚者，共產主義的專制國家機器在獲得跨國財團的科技和媒體控制技術支援之後，往往比資本主義國家更能徹底操控民粹主義，發展出更具擴張侵略性的極權體制。這一點，我們可以在今日中共治下的中國，得到完全的驗證。
隱形極權與災難四階段
以上兩節，旨在說明無論採用何種政治體制，現代政府國家的必然結局，都是演化成為極權政體。自1789年法國建立世界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政府國家以來，西方在兩百多年間不斷輸出這種一國一府的高效率共和官僚體制，它捏塑出當代的全球化國家政治風貌，並樹立起「國家崇拜」這種世俗新宗教。直到今日，人們仍難相信世界各國都正朝極權統治邁進，因為多數人總以為極權國家是特定時空下的極端政治產物。他們忽略了現代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統治以及高效率集權管理本身就潛伏著極權基因，並且隨時俟機而動。
經濟發展論、人口成長論和物質主義，養成了人民對國家的依賴、對物質生活的沉溺，以及人性的自私貪逸。這三種積習最後不僅造就了強（素）人崛起、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等極權三要素，也同時造成人類今日不得不面對的生存危機。在極權主義背信於民之後，等待著人類的將是貧富兩極化、喪失自由、世界戰爭和生態毀滅等四大階段的全球性災難。
環顧今日世界各國同時紛起的反政府逆權運動，我們切不可忽略這些國家內部政府權力的過度膨脹，更不可忽略如今正在全球洶湧的極權化政治暗潮。有論者將此潮流稱為新極權主義或極權主義的再起，但事實卻是，極權主義根本從未因為二戰結束或史達林去世而終止過，也不曾因為毛澤東去世或蘇聯解體而終止過。若說今日的極權主義乃是承襲自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這種說法亦不夠精確。因為，極權主義從二戰時代初次帶來世界性重創以來，就未曾中斷或消失過；它只是不斷在其他形式的社會控制手段中（符號消費、全球化、媒體、網際網路等）演化得更為完美而不易察覺、難以反抗罷了。
無政府主義的革命餘燼與歷史反諷
相對於各國政府的極權化，今日世界性逆權運動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不只是對違背契約精神的體制暴力所進行的反抗而已，更是人類對極權主義暗潮敲響的本能警鐘。我們這一世代對極權尚存的免疫力，實該歸功於1960至70年代世界性反政府／無政府主義革命（而非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薰陶所賜。若說今日的極權主義是30年代極權主義的延續，那麼今日的全球反政府運動，就是60年代末那場未完成的世界革命餘燼重燃所蔓延開的燎原大火。
圖片：Studio Incendo/Flickr/CC
30年代的極權主義為世界帶來毀滅性的戰禍，也帶來戰後美、蘇的霸權擴張和核武競賽。以冷戰形式發展的隱形極權，對經歷二戰創傷的世代而言似是安定秩序背後理所當然的代價，但對於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世代而言，卻是無法接受的苦悶未來。對國家霸權滲入個人生活的忿怒，促使60年代彼時的年輕人紛紛從文化、性別、種族、歷史、哲學和語言學等面向，以嶄新多元的形式對國家機器的權力符號系統進行拆（消）解和翻轉。街頭抗爭或武力衝突不再是唯一的革命手段，更多的戰鬥是以思考、激辯、書寫、性解放、藥物啟蒙、反文化、不合作和美學顛覆等地下形式來展開的。
可惜的是，雖然戰後世代擁有對抗國家暴力最豐富的鬥爭經驗，但對無政府革命實踐的不徹底性，不僅造成他們在世界革命中的集體挫敗，也導致整個世代在被體制收編的同時，其鬥爭知識反而豐富了國家機器更隱形、更精緻的統治技術。尤其在中國，作為當時革命浪頭的「文化大革命」，其對社會體制的顛覆能量更是從一開始就被毛澤東的超極權主義（造神運動）所吸納，成為今日中國暴民極權主義的效法典範。
歷史的反諷並未就此結束。被國家體制收編的戰後一代非但忘卻了革命理想，更在繼承權力之後，形成搜刮全球資源的團塊世代（海綿世代）。到了80、90年代，他們建構出人類史上最堅不可破又最難察覺的國家暴力形式：全球化資本主義極權體制（法蘭西斯·福山誤解的西方民主制）；此一體制甚至在蘇聯解體後，以勝利姿態宣告了人類歷史的終結。如果不是90年代以來包括泡沫經濟破滅、金融風暴、核能生態災害、全球難民潮、中國反人道惡行等一連串全球化管控危機的爆發，我們很可能永遠都不會發現今日人類已然被全球化極權主義所包圍。
不是左對右，而是下對上的逆權鬥爭
面對今日以香港為高熱點的世界性反政府逆權鬥爭，有幾點是必須特別注意的。首先，我們應當注意各地逆權運動與各國政府極權化現象的共時性，以及兩者間的因果關係。其次，對於極權主義，我們應當回歸到語源學的層面，重新拓展對極權主義的定義與想像。如果“totalitario”指涉的是對全體人民進行完全影響與引導的國家權力，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所有能隨時隨地侵入、管控我們的個體生活，並誘導我們服從、遵循國家指令（統治集團意欲）的體制，都可視為極權主義的一種形式──無論它是依靠軍警監控恐嚇，還是透過孤立分工、集體教育、物欲消費和媒體操控。最後，當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都可以發展成極權體制時，我們就不該再用左翼或右翼來界定逆權運動的政治屬性，而應當注意國家和人民在權力結構中的「壓迫─被壓迫（上─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