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峻毅陳峻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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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胡景祥 和 陳黃金菊
圖片：Studio Incendo/Flickr/CC
站在歷史的不可折返點上
在目睹全球極權化的種種事實後，或許有人仍會不無惶惑地問道：今日的我們是否已然身處無政府主義勢不可擋的革命浪潮中？關於這個疑問，其實只要冷靜思考作為關鍵前線的香港戰役，就可以確知無誤了。筆者相信，香港接下來的發展不僅會打破所有企圖迴避無政府革命的茍且幻想，而且此役無論成敗，都將使全世界的抗爭者從和理非主義徹底失效的經驗以及中共極權蠻橫殘虐的暴行中，學習到對抗國家極權化暴力時應考慮的武裝化戰略轉向。另一方面，相信也有人會疑惑：既然我們面對的是極權主義的威脅，為何不能只推翻極權政體便可，而是要徹底瓦解「政府國家」這種我們已然習以為常的現代統治體制呢？解答這個問題的關鍵邏輯在於，倘若極權主義是政府國家的特殊病態，那麼僅只是打倒極權或足可解除危機，但如果我們已然認識到極權主義是政府國家的本質與必然演化，則我們就有必要確認主張無政府主義以推翻所有政府國家的迫切性。
現代政府國家的演化，無疑與「意識形態學」的發展無可分割（ideology一詞最早出現於法國大革命恐怖統治時期）。打從十六世紀民族國家的概念自中產階級新教革命的沃土中誕生以來，「國家崇拜」便以現代一神宗教之姿呈現其社會性發展，並成為意識形態史的主要內容。宗教的世俗化，導致基督教文化中的普世救贖、唯一真理、線性史觀和歷史終結（末日審判）等信仰概念，被引進了國家體制及其意識形態當中。現代國家取代了基督教信仰，意識形態則以民族和語言作為想像的共同體，從而建立起國家和個人之間與生俱來的神聖關係。當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一種政治制度成為凝聚集體的信仰歸屬時，意識形態社會的集體性、排他性和強迫性，便註定有朝一日會造就出黨同伐異的極權化國家機器。也就是說，極權主義並不是某種獨特的意識形態或國家體制，「國家機器」與「國家」更從來不是對內、對外的兩種政治狀態；每當國家以軍警暴力肅清政治異議者的時刻，歷史便一再驗證國家、國家機器、意識形態與極權主義的四位一體本質。每個國家的統治合法性都必然有其意識形態支持，而每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都必然往極權主義的終極狀態演化。
圖片：Studio Incendo/Flickr/CC
每個國家都是意識形態國家；國家本身就是意識形態。
如果說「國家／國家機器／意識形態／極權主義」是現代國家的共時四重性，那麼「基督教化→意識形態國家→極權主義國家機器」就是它必然的歷時發展脈絡。近百年來，在全球化即西化潮流的推波助瀾下，世界各精神文明的基督教化造就了現代意識形態國家的遍立，也造就它們從集權過渡到極權的一致演化歷程。尤有甚者，拜全球化區域整合之賜，極權主義的晚近發展已經從民族國家的範疇，躍進到全球結盟的超國家形態。過去，我們在意識形態國家對個人精神生活的集體管教及其對異己者的孤立性肅清中，看到了近似基督教最狂熱年代裡，教會唆使教眾獵捕、公審、處決女巫的時空重疊景象──美國作家亞瑟米勒的劇本《薩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 該劇影射麥卡錫主義恐怖暴行）便點出了兩者的同質性。如今，各意識形態國家普遍的極權化發展，將使各國統治集團彼此的政治利害日漸趨於一致；大國勾結大國，小國附庸於大國，極權國家之間的對立將變得模糊化，取而代之的是檯面下彼此合作分贓，以期鞏固權力體制對人民的集體管控，同時協力圍剿異端個體或小眾。
極權恐怖主義、假戰爭與總體經濟學
今日人類面對的全球化極權恐怖主義，乃是史無前例的嚴峻人禍。在經濟發展論、人口成長論和物質主義將人類逼進極權社會的死胡同之後，我們即將在世界各地陸續遭遇的，是全球化極權主義的四階段毀滅災難：貧富兩極化、喪失自由、世界戰爭和生態大滅絕。其中，無論是法國、智利、西班牙等國所處的第一階段（貧富兩極化），或是中國、香港率先進入的第二階段（喪失自由），都還只是這場毀滅性災難的前奏罷了。只要我們還在抗拒、憂懼各地接連發生的反政府亂象，我們就並未覺悟真正可怕的是各政府間一觸即發的國際戰爭，以及地球生態的徹底滅絕。
一旦我們無法在逐漸失去自由的此刻成功推翻國家體制，一旦極權化的各國政府完全控制了貧富極化社會的個體自由時，統治集團便會壟斷媒體、隔離真實資訊的流通，以製造底層社會孤立疏離的氛圍（社會原子化）。在此氛圍下，極權政府將能輕易透過極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激化每個個人對國家意識形態的集體崇拜與狂熱。製造敵對、排他、被侵略的恐懼與對外戰爭，將成為移焦暴政民怨、釋放意識形態集體狂熱的唯一途徑。第三次世界大戰將不再是真實的戰爭，而是由國家來塑造敵國的「假戰爭」（其開端為製造假訊息的媒體戰，以及秘密製造、散播病毒的生化戰），因為在全球極權化結盟的現實下，國與國的敵對不過是各國政府用以分化民怨、強化統治合法性的手段，其背後隱藏的真相卻是各極權政府間的合作默契，其目的則是有計畫地消滅大量人口、改變社會結構，以急速解決底層貧困和資源不足問題。
在這樣的語境下，總體經濟學將獲得完全的理解與實踐。這種興起於大蕭條時代（二戰前夕）、由國家主宰管控的經濟模式，其終極形態正是以國際戰爭解決全球民生困境的極權主義經濟學。問題是，在大規模投入核生化武器、燃燒性熱兵器之後，這場全球性大戰的結果將不只是大量人口銳減而已，其產生的微生物突變、巨量輻射塵、有毒氣體、空污、油污及對海洋、地貌的破壞，更將徹底摧毀地球的生存環境。這將是發動假戰爭的全球極權統治集團也無法收拾的惡果與殘局。
自治取代統治的世界新秩序
是的，這是個歇斯底里的時代。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富裕成為假象，而資本主義標榜的民主機制也能產生極權與獨裁之後，任何政府國家體制都是不可信的。當各國政府違背契約精神，與跨國財團互為血肉地建立起貧富懸殊的全球化極權體制，進而形成國與國之間的核武恐怖平衡時，一場由被出賣而悔悟的人民群起推翻各政府國家的世界性無政府革命，就註定成為人類救亡圖存的必經一役。就像當年的法國大革命一樣，無政府主義並不代表文明的衰退；相反地，它代表的是力圖挽救文明毀滅的良知奮戰，更是對政治文明的定義進行重新思考的新時代啟蒙運動。
革命，並不是為了讓人得到幸福，而是將人從幸福的豢養中解救出來。作為這波革命浪潮的先聲戰役，香港對中共的鬥爭象徵性地預示了未來世界的政治新形態。如果說中共這種融合了資本與共產主義的巨型超極權烏托邦，其高效率權力系統帶來的經濟發展、人口控制和物質滿足──其代價是政治貪腐、貧富極化、資訊封閉、自由喪失和生態毀耗──實是現代政府國家的終極完成，那麼對這樣的國家體制展開反烏托邦式革命的香港，便恰恰是政府國家的歷史終結者，同時也是未來社會體制的雛形典範。
接下來的時代，是只有具備良知、自律與獨立能力的人類才能生存的時代。在政府國家一一瓦解之後，應運而生的將是上古時代一度昌盛的小國寡民復興運動，類似香港、梵蒂岡或新加坡的都市城邦將取代政府國家而遍立於地表之上。全球貨幣系統的瓦解與北半球自然資源的短缺，將使得擁有大量自然資源和糧食產量的南半球成為世界重心，虛擬金融和以物易物經濟的並存，也將帶來個體經濟的獨立自主與自足性。在道德自治文化成為普遍共識之後，多數都市城邦的管理、公共建設、治安與軍防，將會分別以獨立外包方式委託給來自各地的專業團隊執行，並可能以每年或每數年一次的公民評鑑方式決定是否繼續委任，至於不認同的個體則可自由遷居其他城市。
舊有的國家、民族等維繫於語言、血統的想像共同體，將成為純粹文化性的跨邦存在，任何有關邦際自然資源共享和公共設施等複雜議題，將加倍考驗人類的互助能力與道德自律機制。相對於社會管理體制的微型化，網際網路和太空／衛星科技的發展則將更加無遠弗屆；全球訊息的大量流通將取代實體全球化交通，以避免流行疾病的擴散和群體移動對文化、政治及生態多樣性的衝擊。同時，舊核武時代遺留的大戰恐懼，將使核武和巨型軍武成為禁忌；相對於生存科技的大行其道，合法的軍事組織活動和武器製造產業將往小型化、生活化和多元化方向發展──當人類不再受國家暴力保護，每個生存個體都必須同時是受過訓練的戰士與生存專家。
無政府．游擊．時代革命
這樣的未來將不會再是舒適富裕的時代，但卻是更自由、更自足、更獨立的遊牧新時代。在M型化社會徹底崩潰、發展論與成長論不復存在之後，人類社會將以獨立生產消費來取代階級化經濟。在天災、流行疾病和戰禍等災難創傷徹底摧毀人類對全球化和國家體制的幻想之後，不再歸屬於國家、民族或普世計畫的個人，將再度被釋放到一個未知卻更真實的世界與未來。定居、旅行、工作或流浪，不再是一種身份而是生活方式的多樣選項。這是全球在地化成為現實的時代，每個人只屬於大地、世界、眾神和自己。也只有在這樣的時代，人類才能做好準備，向星辰大海彼端的眾神國度出發探索自身的命運。
然而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將視野從對未來的想像拉回到眼前的鬥爭上。從當前各國形成全球化極權同盟、人類遭受國家暴力監控支配的現況，要過渡到人人自主自由、小國寡民的無政府時代，可能得花上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在此期間，全球化、國家暴力和極權主義將不斷帶來衝擊人類文明基礎的貧富對立、精神和肉體饑荒、全球性致命疾病、毀滅性戰禍以及生態浩劫。為了人類文明的存續，世界各國的人民將被迫必須和國家展開長期的革命戰鬥。
圖片：Studio Incendo/Flickr/CC
這場改變世界的革命戰爭將不會是符合傳統想像的總體大決戰，而是由進程十分緩慢的無數場游擊戰役所串連的漫長戰史。同時，戰爭形態也不再是由大規模、有嚴密組織的正規軍隊來進行慘烈的集體對戰。在未來的一個世紀，戰爭與生活的區隔將變得完全模糊（戰爭日常化），國家威望的喪失將促使人民冒險自行研發、製造、買賣武器，並組成各種地下戰鬥團體。軍武取得管道的多樣化和軍事的生活化，將使大部份人過著重疊身份的生活──一方面是工作謀生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則是參與組織戰鬥的戰士──而精通軍事知識的僱傭兵（freelancer），也將成為受僱於民團的特殊專業。追求無政府社會的各方反政府軍事組織，將針對政府軍及支持政府的民兵展開漫長的革命戰爭；資訊戰、媒體戰和各種社會抵制戰（罷工罷課、拒買、癱瘓系統）都將是革命的重要戰場。這是國家法律與舊秩序崩解的時代，也將是普世價值與新秩序重建的時代。
不再當人民；要當自由人
現階段，世界各地反政府抗爭者的首要之務，便是要獲得他國人民認同支持，並組成世界人民武裝連線，以反制國家暴力的全球化結盟。值此人類存亡之秋，我們必先洞悉極權主義的兩個趨向：其一，極權主義最後要控制的總體（totality）乃是人類全體；其二，須注意極權主義的不著痕跡，因為極權愈進化，愈會掩飾其暴力本質。為有效抵抗極權社會的集體化統治，我們除了要從國家角度掌握意識形態與極權主義之間的互文性之外，更有必要在人類能夠團結對抗國家的極權暴力之前，另行對「人民」、「民主」和「意識形態」這三個植基於國家型社會的中性觀念進行重新檢驗。
「人民」概念的先驗合理性，造就了「民主」作為國家制度的無上合理性。但是，在民主天秤的兩端，人民既對立於國家，又具有接受教化統治的位階被動性（漢語中的「民」通「氓」，有被統治者和無知者之意），同時更突顯了個體在其中的無足輕重──「人」只有在成為集體的「民」之後，才有制衡國家的施力點，但作為個體的人，卻是在社會中彼此疏離、孤立的多餘者。在民主社會中，國家透過將人化約、量化為人民的手段，從而使個人失去政治主體性和權力意志，以利其對社會進行非人性化（dehumanizing）的管理統治。當人被抽離掉其個體性（personality）而代之以單複數同形的人民／國民／民族（people）時，他作為認知主體的人性（humanity）也會隨之逐漸消失。就是在這個慢慢擴大的空白處，意識形態便有其介入、佔據的空間。
如果國家本身是意識形態，民主就必然是一種意識形態。在民主與自由被不假思索畫上等號的同時，民主所行使的自由，卻是集體的意識形態自由。在號稱民主的國家型社會中（共產主義國家也宣稱自己有民主），自由從來就不是被理解為個體對自身生活的決策權，以及對自身決策結果所負有的責任；相反地，「民主的」自由決策權只有在代議制、投票行為和「多數統治」中才得以行使，而無論個體的意志為何，他（她）都必須服從最多票數主張的「唯一」決策──即便投票者比率可能不足總人口的一半。於是，在只有集體才能擁有自由的民主社會，個體對社會現實的認知只能是意識形態化的，而當國家機器掌握了意識形態的生產權和解釋權，國家也就從而鞏固了其必須存在的合法性基礎。
一旦「國家」從相對於人民的統治實體，開始被想像成「屬於人民的國家」時，國家機器便能透過對民主的意識形態操作來製造民粹主義，進而以民粹的手段將整個意識形態社會慢慢形塑成全民認可的極權化國家。更進一步講，如果這種人民、民主的觀念，甚至開始被用來構築某種屬於全體人類的「全球化民主社會」，則當這樣的世界藍圖被廣為接受之時，也就是極權主義即將擴張為全球化超國家的人類危險時刻了。
極權主義的真正可怕之處不在於它對個人自由的剝奪，而是在於它對普世人性的腐蝕泯滅。如果說，正是人民與民主的觀念造就了國家機器堅不可摧的合法性，並導致國家體制乃至整個世界必然走向意識形態化和極權化的命運，那麼，要瓦解國家體制、扭轉全球極權化的時勢，我們就有必要將「人」的定義從「民」當中拆解出來，重新建立人作為個體的價值可能，以及人與人、人與世界的全新關係。
只要我們深刻明白民主背後的集體統治（totalism）意涵，並確認民主作為意識形態與國家崇拜和極權主義之間的因果關係，我們就能在此最後時刻再追問自己一次：我們為何必須推翻國家體制、實現無政府的人類社會？我們有沒有其他選擇可以不這麼做？當現代國家所製造的經濟泡沫、人口膨脹、物質欲望和精神饑荒已然將人類僅存的精神文明和人性重重圍困的此刻，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挽救下一代人類的未來？當有錢等於幸福、有選舉等於民主、有民主制度和消費休閒等於自由的此刻，人類社會的正義性何在？個人的獨立自主性和生命價值何在？當全球資源及糧食不斷因過度開發和人口暴增而逐漸短缺的此刻，地球生態的永續性何在？當我們酣豢於國家管理的疏離安逸生活，卻為了媒體製造的敵國侵略恐慌而自願將個體自由犧牲給國家保護、動員的此刻，我們面對的真正敵人又到底是誰？人類即將面臨的未來究竟是持續的安逸，還是在暗夜中兵戎相向的毀滅戰禍？
對抗國家暴力，才是你我共有的此刻
這可能是最令人絕望的時代，也可能是最充滿希望的時代。是好是壞，端視我們能否洞悉當下重大事件背後的真實意義，並掌握先機、知所運用。眼見民主國家為對抗中共極權擴張威脅而展現的團結一致，我們不應欣喜而應當擔憂：這是不是利用外國極權侵略為由，誘導國家步向民粹化和極權體制的一種手段（以極權對抗極權）？尤其，當我們看到站在抗中最前線的台灣，在總統和國會大選中出現本土派（抗中派）以高投票率、高得票率大獲全勝時（稍早的香港區議會選舉亦有此現象），我們更應意識到這種高投票率背後所透露的國家依賴和反智傾向；當選舉投票行為近似全體動員的社會運動時，會不會就是民主體制步向崩壞的極權化前兆？值此時刻，香港人權危機、武漢肺炎肆虐或中共極權侵略，都不應只是作為西方及其同盟國家鞏固統治的政治籌碼；這些事件理應成為全人類合力推倒全球國家體制的施力支點才是！
資本乎？共產乎？到最後都必然形成極權統治。君不見，違反契約精神的體制暴力已然蔓延全球？為了抵抗敵國政府的侵略，而相信本國政府會起而保護自己（就像某些恐共怯戰的台灣人），就如同因為遭受本國政府壓迫欺凌，而相信外國政府會來搭救解放自己一樣（就像寄望西方的香港人和某些期望被中共解放的台灣人），都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懦弱想像罷了。
無政府的人類自治時代業已來臨；相伴而來的是全球金融體系的崩潰。香港的全民抗命運動，像一條即將引爆全球的導火線，炸出了世界大國政府們的偽善與私相授受。香港人，正站在一股歷史巨流的浪頭而不自知，他們的抗命，不只喚醒自由社會對共產極權的抵抗，更將徹底撕裂世界公民對全球政府體制的信任臍帶。
法國大革命掀起的戰火，燒毀了歐洲封建王室的城牆。今日的革命戰火，或將推翻政府國家體制的全球霸權。往後的一百年，我們是選擇與其他國家為敵，或是選擇與自身社會的國家統治機器為敵，將決定世界是往極權對極權的假戰時代（也就是小說《一九八四》的愚民世界），還是往人類二度啟蒙的無政府新時代邁進。
有時我覺得這整個世界
不過是監獄中的大塊空地。
我們當中有些人是囚犯，
其餘的人則負責看守。
巴布·狄倫在這首悼念喬治·傑克森的歌曲中，流露了他對當時代（此歌寫於1971年）國家暴力和隱形極權充斥世界的悲觀情緒。不過更悲哀的是，他的這段歌詞，竟如實呈現了半個世紀後的今日世界。我們每個人，就像名為「國家」的監獄中的囚犯一般，孤立且無援。只有在對國家的義務活動中，我們才有共同的歸屬感；一旦回到各自的牢房後，我們彼此便失去了連結且互不關心。我們一心努力要使國家變得更好，卻忘記國家變得再好，都不過是一座人權制度完善的大監獄罷了。假裝擁有自由，並不會改變我們必須受困終老，甚至隨時遭到隔離、處決的現實──這對囚犯和獄卒而言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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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我們每個人都勢單力薄，個體的力量似乎不可能改變什麼，而這正是他們不斷說服我們相信的事實。然而，事實並非永恆的真理。個體的力量是無窮的，只要我們從現在開始，不再相信他們要我們相信的「事實」；只要我們從現在開始，決心堅信他們要我們別相信的「信念」。當每個個體的信念都堅定而強大地選擇不屈與自由，則所有人類信念團結的力量，便足可推倒他們建立的任何圍牆。誠如漢娜·鄂蘭在1968年無政府革命浪潮襲捲世界時曾說過的話：「這是有史以來頭一遭，全世界的人類都活在共同的此刻。」在這個共同的此刻，我們遭遇的孤立與壓迫是共有的，我們選擇的不屈與戰鬥也會是共有的。
戰鬥早已開始。只有衝破牢房、推翻監獄，才有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