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黃金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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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WikiCommons/CC
編輯：胡景祥

位於新北市板橋的大觀社區經歷多年抗爭，在今年（2019）三月與退輔會的協調會之後，仍無法逃離被拆除的命運。大觀自救會與大觀居民決定於 5/18（六）到 6/2（日）共同舉辦《待騰空的地上物》，展覽內容包括詩作、污名牆、抗爭物件等大觀社區的共同記憶。在大家前往展覽之前，我們從《自由時報》於5/9《謠言終結站》的聲明和居民所遭受的抨擊再一次理解大觀的脈絡。

圖片：大觀事件-Daguan Homeless

以造謠闢謠

美國科普節目《流言終結者》（MythBusters）以科學來實驗都市流言，破解謠言；與《流言終結者》不同，台灣的《謠言終結站》不只是謠言終結站，也是謠言製造站，以造謠闢謠。無視大觀居民跟大觀自救會的無數次澄清，《謠言終結站》和退輔會仍堅持大觀社區一案「無行政疏失」，並指責住戶「違占國有地」、「無居住正當性」。

果真如此嗎？大觀社區最早可追溯到 1956 年，彼時便有榮民和榮眷居住於此上，而這塊土地一直到 1966 年才由陸軍總司令部登記為國有土地，「違占國有地」之指控如何成立？更遑論 1985 年為了因應大觀路拓寬工程，居民的房屋需往後退兩公尺；退輔會不但同意居民重建房屋，台北縣政府也給付居民拆除部分建物的補償金。我們不禁想問：居住正當性所指到底為何？由誰定義？《謠言終結站》並無任何解釋。

大觀自救會闢謠。圖片：大觀事件-Daguan Homeless。

至於行政疏失呢？在今年3/14的協調會中，退輔會只丟出兩個選項：一、21戶居民都簽下拆除同意書，退輔會立刻申請緩拆三個月，並不再追討「強制拆屋費」和「不當得利」，並補助其中12戶十萬元。而安置呢？退輔會副主委李文忠表示「盡力協調」；二、如果其中一戶不願簽名，則三天後全面強拆，一天要五、六百萬的拆除費用由每位居民承擔。也就是說，退輔會有能力決定拆除與否、有能力決定是否追討不當得利（當初板橋榮家是以民事訴訟起訴居民），但這些都成為眾官員談判的利器，以不對等的姿態讓居民被同意協商。

反動、被動、主動

除了《謠言終結站》的攻擊以外，居民與自救會近年來也不停遭受許多網民辱罵，責怪「這些外省人」就愛國民黨、票投國民黨、為什麼不找國民黨抗議、違法還敢大小聲、不理性、暴力等反動（reactionary）修辭。

真正參訪過眷村或在眷村生活的人都知道，眷村住民不只是外省人，還有外省二三代、本省人、新移民等，更遑論外省人與國民黨之間的等號根本上就不成立；許多外省人當初與國民黨政府一同來到台灣，抱持著復興「中華民國」反中共的理念生活著，但晚近國民黨三天兩頭就要討好中共，原本他們所追求的統一是「中華民國」，現在卻成了中共黨國。姑且不論統獨，若一廂地認為這些「外省老兵」在被國民黨背叛之後拒絕反思，繼續信仰該黨的話，豈不是否定了他們的思考能力？

票投國民黨？據筆者所知，大觀居民是拒絕投票的。在代議體制下，大觀居民（以及許多的台灣人民）只有民進黨跟國民黨兩個選擇，但這兩大政黨都時常令人失望，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投哪一黨，都是認同並屈服於「我只有這兩個選擇」的被動（reactive）姿態。不投票而選擇向兩黨抗爭，不是消極、不是虛無主義，是主動（proactive）出擊，創造例外的行動，拒絕再將自己的聲音交給政府掌控。

而抗爭後遭受的謾罵（違法、不理性、暴力等）則是在和平主義意識形態（pacifist ideology）下導致事件脈絡變得難以思考，焦慮之下只能不停重複叫嚷著課本裡的詞句。這種意識形態的問題在哪？舉例來說，在二戰時期，歐維斯蒂根（Freddie Nanda Dekker-Oversteegen）與她的姊姊和友人一同炸毀橋樑和鐵軌、從納粹集中營中「擄出」猶太孩子，甚至利用藏在腳踏車座椅下的武器殺害納粹軍人，這些抵抗如果都只能被化約成違法、暴力、不理性，簡直就是無視受壓迫人民的集體掙扎與抵抗。另一個這種意識形態的例子在布農人拓拔斯‧塔瑪匹瑪的小說〈最後的獵人〉中更為清楚：小說主角比雅日欲重循老祖宗的狩獵生活時，卻因為山林土地被國有化，布農族失去領地與獵場而導致在狩獵時，被半路殺出的警察指責該行為違法且不文明，要求禁止狩獵並上繳獵物。若是連這種殖民者創法心態都無能反思和抵抗的話，台灣何以變得更好更民主？

拓拔斯‧塔瑪匹瑪所著的《最後的獵人》。圖片來源：晨星出版。

永無止盡的哀悼

佛洛伊德在1917年發表的〈哀悼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中對兩者的關係進行了詳細的分析，簡單來說，在我們失去心愛的對象（love object）之後，若能妥善哀悼，就是較為健康的；而若拒絕承認失去，則是憂鬱。儘管佛洛伊德從來沒說什麼時候才算完成哀悼，但哀悼似乎一直是失去之後的事。

大觀社區這次的展覽置疑了這種時序。「待騰空的地上物」表明大觀社區終會被拆除，這場在拆除前辦的展覽則是提前哀悼，哀悼即將失去的所有：不只是建物、衣物、街坊鄰居，連寄宿於這些物質的情感也將一併受毀。這場展覽是提前進行的哀悼，邀請大眾一同加入哀悼，6/2不是哀悼的截止日，建物可以拆，但哀悼的能力拆不掉。如果我們不把憂鬱放在病理結構下來看的話，憂鬱可以是對失落的放大檢視，無止盡的憂鬱即是承諾：在未來，我們也會無止盡地檢視過去[1]。

如果我們白話地理解海德格所說的此有（Dasein，德文的此[Da]+存有[sein]）的話，人類存有的前提便是地方（此），而遭受迫遷且無處可「遷」的人們，只得被迫遊蕩於世界邊緣。但如果共同關注土地議題的話，我們變得以一同在世界邊緣遊蕩，共存之餘共同抵抗，何樂不為？

展覽資訊

[1] Moten, Fred. 2003. “Black Mo’nin’” in 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ed. David L. Eng and David Kazanji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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