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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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花木蘭
編輯:胡景祥
翻譯:王湘苓
借用一個中國共產黨常用的辭彙,最近上映的真人版《花木蘭》可說是令迪士尼影業和中國政府達成了「雙贏」局面。
在過去幾年,諸如《瘋狂亞洲富豪》、《別告訴她》和《可能還愛你》等電影取得商業成功後,亞裔美國人在電影中的再現愈來愈受到關注,迪士尼因此在媒體再現議題上擺出進步的姿態。同樣地,作為最新的真人版迪士尼經典動畫電影,它會在西方文化脈絡中吸引原版動畫的愛好者。
圖片:花木蘭
有人指出,儘管迪士尼期望中國市場票房亮眼,但 1998 年動畫片《花木蘭》表現不佳,中國觀眾對他們眼中失真的文化描寫反應強烈。 在這方面,迪士尼高層可能希望通過翻拍真人版來實現動畫版打入中國市場的夙願。
因此,為了引領本片在中國市場邁向成功,真人版《花木蘭》與中國當局暗中聯手製作。中國政府宣傳這部電影的理由顯而易見:作為迪士尼電影,真人版《花木蘭》可以讓中國在西方,尤其是美國觀眾放送中國的軟實力。目前這已成為中國政府的優先事項。
有人指出,真人版《花木蘭》對於迪士尼高層來說,是打入中國市場的嘗試。另一方面,對中國政府來說則反之。於是涉及這部電影之處,雙方的利益不僅重合,而且如鏡像般地相似。
從錯綜複雜的中美關係中誕生的「嵌合體」電影
真人版《花木蘭》在電影上映前就碰到讓合作雙方都感驚訝的嚴重障礙。除了疫情使大多數國家無法上院線,只得線上發行,還因劉亦菲和甄子丹表態支持香港警察──過去一年來,在香港發生的遊行示威活動中,警察多次對支持民主的抗議者施暴──而引起許多網友呼籲抵制。
電影發行後似乎引起更大爭議,因為拍攝地在新疆。電影片尾字幕特別致謝中國新疆吐魯番公安局,以及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前者是維吾爾族「再教育營」的負責管理單位,後者在片尾中 “Propaganda” 被置換為 ”Publicity”,有可能是故意誤譯。目前有超過一百萬名維吾爾人被關押在「再教育營」中,並有多起強迫絕育的報告,迪士尼為拍攝《花木蘭》選擇無視種族滅絕暴行引起了更多批評。
這部電影是在新疆拍攝的,而中國為了消滅伊斯蘭教,大規模拘留新疆維吾爾人,這也影響了電影的解讀。故事中的反派勢力柔然在視覺上被描繪為中東人,在電影中加強「伊斯蘭恐懼症」,正如 Jeannette Ng 在 Foreign Policy 中所說的那樣。 這部電影力求避免提及新疆,轉而提及諸如「中國西北」或「絲路」等含糊不清的地點。諷刺的是,歷史上的柔然是由原蒙古人建立的部落邦盟國家,這樣的劇情設定再看到中國為消除蒙古族身份認同,正在內蒙古致力逐步淘汰蒙古語教學,代之以普通話,因而引發蒙古人強烈抗議的事件,更加蒙上令人不快的陰影。
Mulan specifically thank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CPC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committee in the credits.
You know, the place where the cultural genocide is happening.
They filmed extensively in Xinjiang, which the subtitles call “Northwest China”#BoycottMulan pic.twitter.com/mba3oMYDvV
— Jeannette Ng 吳志麗 (@jeannette_ng) September 7, 2020
電影片尾字幕感謝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
強烈反對《花木蘭》不僅在西方,也可在亞洲看到。根據對本片的社交媒體分析,推特上最有影響力的是一位泰國學生運動人士 Netiwit Chotiphatphaisal 的一連串推文。在新疆拍攝的爭議不斷擴大,以至於中國政府決定封鎖國內所有關於電影的報導,之後官媒更徹底切割《花木蘭》。
隨著躲在電影背後的中國地緣政治現實獲得更多關注,我們至少可以慶幸,本片並未毫無批判反思地成為再現亞裔美國人的一次勝利。
意思是說,過去中國政府與好萊塢電影製片廠聯手打入西方市場,體現在好萊塢白人要角和華裔明星陪襯。相關的電影通常設定在古代包括《長城》、《最後的戰爭》和《龍族悍將》。但這引起亞裔美國人的強烈反感,最明顯的是對 2016 年《長城》的反對聲浪,稱好萊塢製片廠將麥特・戴蒙(Matt Damon)安插在中國古裝片中來「洗白」(whitewashing,由白人演員飾演其他種族角色)。
反對聲浪沒注意到的是,《長城》有中國在背後撐腰,製作公司已知與中國政府關係緊密,並可能授意安插戴蒙以進入西方市場。無須多言,電影敘事是顯而易見的中國民族主義。像戴蒙這樣的西方人角色,被描寫為個人主義的帝國主義者,除了貪慾和私利外別無其他動機,有別於因為忠君愛國而崇高正義的中國人。就如同好萊塢電影試圖進入中國市場時,刻意加入華裔演員,但賦予他們綠葉角色,這種做法在中國被譏諷為「插花」,中國也反過來做一樣的事,只不過用的是西方演員。
然而,注意到此一爭議,《花木蘭》小心翼翼地避開了白人演員。值得一提的是,《花木蘭》以2億美元的預算遠遠超越了《長城》(當時是中國史上預算最高的電影)。
亞裔美國人將電影裡的「洗白」單純歸咎給好萊塢,可能是亞裔美國人族群侷限於關注自身及他們在美國缺乏代表性的經驗,而不是致力解決真正導致電影「洗白」的原因:亞洲地緣政治現狀——比起自身經驗,這對他們來說無疑是更飄渺而遙不可及的。
圖片:花木蘭
的確,《長城》可說是《花木蘭》的模板,兩部電影潛在的政治意識形態上有很多重疊。但是,亞裔美國人和其他人對《花木蘭》的強烈反對,是否反映出人們開始意識到亞洲政治環境,而不只是延續四年前的爭議而已?
有人可能質疑,真人版《花木蘭》的導演和編劇都不是中國人或亞洲人,因此很多人試圖將《花木蘭》的過錯歸咎於非中國人的好萊塢製作組。可以預見,關於電影缺乏文化本真性的批評尤其激烈。
當然,這部中國武俠電影描繪像「氣」這樣的概念,塑造為一種罕見的超自然力量,可以飛簷走壁或者幻化變形實在錯得離譜。並且有些尷尬地聲稱傳統上只有男子才能使出「氣」(儘管在很多武俠片中可以找到許多女性武術家),並用西方的「女巫」概念呼嚨女性使氣功的禁忌。而西方 “phoenix” 的形象,如浴火而重生,被融合到東方的鳳凰裡,因為在英語中,這種中國神話中的神鳥通常被翻譯為 “phoenix” 。
片中對中國地理的描寫也很奇怪,角色們從北京到中國西部邊緣很遠的路程好像只需一夜,似乎為了不了解中國相對地理位置的外國觀眾,將她壓縮成一小塊。同樣地,從這部電影的服裝設計或建築風格,可以看到雜亂無章地拼湊中國歷史,從而創造出一種虛構的、想像的歷史觀。
然而,抨擊這部電影的文化描寫失真,並單方面歸咎於好萊塢製作人員,可能不是批評該電影最有效的切入點。
也許對本片更有效的解讀不會只聚焦在批評文化本真性,也不是責怪在好萊塢或中國的影響下電影成品如何。取而代之的是,將《花木蘭》看作是一部反映過去二十年來,中美經濟以錯綜複雜的方式緊密結合的電影。 的確,在本片首次上映時,被視為反映中美經濟相互依存關係,使兩大強權的文化產業間的連結日益緊密。
圖片:花木蘭
由於中美之間持續的貿易戰,以及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新冷戰」,雙方都努力在經濟上相互脫鉤,「中美國」(指過去二十年來發展起來的中美經濟共生關係)是否已死目前尚有爭議。但無論如何,《花木蘭》都是一部高度「嵌合」的電影,因為這是過去幾十年,中美相互依存關係的產物,鑑於當前兩個超級大國轉向威權主義,行徑漸漸趨於一致,這一點尤其明顯。
《花木蘭》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父權意識形態基礎
因此在評價真人版《花木蘭》時,最重要的問題是東方主義。然而,這不僅是西方對中國東方主義的視角,也是中國政府接納了東方主義的描繪,並希望以這樣的形象再投射到外國。東方主義和自我東方主義化在這部電影中重疊了。
因此,人們可以理解為何《花木蘭》中不斷追求榮譽和犧牲,而主角不斷重複忠於家族、皇帝和國家之重要性。這反映了許多東方主義將中國文化具象化後的觀點,也反映了中國民族主義者,希望將他們認為西方難以理解的中國文化,體現在電影中。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電影的東方主義基礎,和高漲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緊密相連,反映當代中國威權的不斷演進。例如,1998 年動畫《花木蘭》與 2020 年真人版的顯著對比,是中國皇帝的描寫。在這兩個版本中,皇帝都是一位公正英明的君主。在 1998 年的動畫電影中,他以年邁聖人般的形象出場,總是說著深奧的格言。
相比之下,正如 2020 年真人版中李連杰的演出,中國皇帝絕對是武林人物。皇帝在戰鬥中不僅親手殺了敵對的柔然首領鮑里・可汗(Bori Khan)的父親,而且在接近片尾時,他願親自與鮑里・可汗決鬥。最終皇帝放開了木蘭踢起的箭,用其氣功將其射入鮑里的身體,殺死了他。
鮑里・可汗其實是因為皇帝殺了他父親,並奪走他的領土而前來復仇,所以柔然人「造反」只是回應漢族的侵略。卻沒有人從這個角度質疑道德正當性。電影決定簡單直接地以亮色調描繪漢族,暗色描繪柔然,而非給柔然人加上複雜或令人同情的動機。
圖片:花木蘭
鑑於目前中國政府欲剷除伊斯蘭教而大規模監禁新疆維吾爾人,以及致力消除蒙古族文化認同,這種拍攝手法不免引起令人不安的解讀。 但有人指出,電影中城市官僚文化的漢族,與游牧騎射的柔然人隱約對比,讓人想起詹姆斯・斯科特的論點,他在《不受統治的藝術》提出國家征服游牧無國籍民族之必要性。這種相似之處進一步加強本片的專制主義和國家主義色彩。
1998 年的動畫電影與 2020 年的真人版之間另一個明顯區別,是鞏俐飾演的新女性角色仙狼。仙狼被其他漢人放逐,因為她擁有強大的「氣」,即木蘭也擁有的力量。她一開始與鮑里・可汗聯手,仙狼對可汗的忠誠,基於可汗承諾要建立一個不會因為她力量強大而趕走她的社會。
但是到電影結束時,仙狼背叛了可汗,將木蘭帶到了可汗計劃處死中國皇帝的地方,並犧牲自己保護了木蘭。仙狼在最後一刻改變主意以挽救主角,就像是木蘭的達斯・維達(Darth Vader),作為次要對手,突然回心轉意確保主要對手能被擊敗。
看到木蘭贏得帝國軍的忠誠後,仙狼顯然受到鼓舞。看到一個女人可以通過武藝和軍事才能,被中國漢族社會接受,使她突然放棄了顛覆秩序,建立一個更加平等社會的夢想。這無疑是現代的資本主義語境中的女權主義意識形態,只是背景套用了想像中的古代中國:只因有女性在男性主導的秩序裡成為成功人士,就否認推翻父權結構之必要性。
的確,儘管這部電影似乎希望將木蘭描繪成模糊的女權主義者,但我們可以把她看作是從根本上忠於中華帝國父權制的人物,而站在秩序頂端的皇帝是男性武士形象。花木蘭由於擁有超自然力量,最終被允許在父權制中佔有一席之地,並在她保護皇帝並協助擊敗鮑里・可汗後榮耀加身。然而,她最終不是要求改變的人,因為武功過人,她在父權社會中享有特殊地位,而成了這一秩序的擁護者。因此,即使受到皇帝的賞識,花木蘭仍然堅持如有需要,她必須回家面對家族的紀律。
圖片:花木蘭
實際上,這與 1998 年動畫版有所不同,片中皇帝被花木蘭營救後非常感動。因為沒有女性大臣,皇帝想不顧大臣的勸阻任命她為宰相。 這一結局表明,木蘭的行為最終改變現狀,從而改善了中國帝國婦女的地位。 相比之下,真人版木蘭的行動似乎旨在維持現狀,儘管她實際上正受到歧視。1998 年動畫版中花木蘭寧願放棄官位返家,是希望與家人在一起,2020 年真人版卻是希望面對和服從家庭權威。
在真人版中,很難說花木蘭是一個性解放或性別解放角色,作為一部有史以來預算最高的女導演電影,有點諷刺意味。這部電影甚至似乎暗示,木蘭的許多美德來自她的貞操和純潔,而不是因為獨立、勇敢強悍的個性。
任何酷兒角度解讀真人版《花木蘭》的可能性也被仔細地剔除了,很多人也提到,關於酷兒隱喻的情節被刪減,李翔因被認為是雙性戀角色也被刪除。在陳洪輝發現木蘭不是男人之前,也避免掉他對木蘭有任何興趣。為了打入中國市場,這樣的轉變並不出人意料,因為過去幾年間,中國政府查禁或審查了同性戀的電視劇和電影,並以政治打壓中國女權、LGBTQ 維權人士等等行動,令中國的酷兒影視作品產生寒蟬效應,連帶影響獨立電影,並迫使已舉辦 12 年的上海驕傲節停辦。
於是,真人版《花木蘭》的內容,證明其是擁護現有秩序和專制社會階級制的一部電影。鑑於本片產生的地緣政治社會脈絡——一部美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以及中國黨國向海外傳播軟實力的產物,實在不令人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