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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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胡景祥
翻譯:William Tsai
以下文章早於蔡英文就職典禮前,便於五月以英文撰寫完成。
照總統大選期間的政策宣示看來,新上任的蔡英文政府應當會集中全力簽訂自由貿易協議,以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其中包括與中國、美國等大國,以及東南亞和歐洲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議。
可是既然臺灣的國際地位很可能處於中、美兩大強權的夾縫中,與中、美兩國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可能性因此得到了最大篇幅的討論。或許蔡英文的總體經濟政策可以看做是新自由主義的,但有待討論的問題是:不只和中國簽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也和美國簽訂「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對台灣而言是否明智?
同時參與RCEP及TPP的國家一覽。圖片:ATUC
蔡英文在前一次總統大選期間,為求當選而對簽訂 RCEP 的意願簡單帶過。鑒於蔡英文也有意繼續推動 2014 年引發學生占領立法院「太陽花運動」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SSTA),推動加入 RCEP 會不會引起對蔡英文的全面反彈,目前仍有待觀察。
倘若加入 RCEP 可以預見會引發反對,因為它是和中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恐將成為中國以商逼政侵害臺灣主權的工具,加不加入 TPP 對於某些人來說則是更大的問題。到頭來,我們發現,要是服貿協議作為一個不經立法院充分討論就強行推動的「黑箱」,在 2014 年引發了這麼強大的反彈,那麼 TPP 恐怕同樣是個大黑箱,更有可能破壞臺灣的民主自由,將民主自由出賣給財團利益。
TPP是黑箱嗎?
關於 TPP,從一開始就值得注意的是:貿易談判通常是以一國民意代表無從得知貿易協定全文的方式進行的。據說是因為民意代表若能得知全文,他們就有可能破壞談判。
儘管在理論上,加入 TPP 的貿易協定簽署完成之後,各國的立法機構仍可對協定內容進行投票表決,而且有可能否決,但表決的基礎則是全文通過或否決退回二選一。如此一來,TPP 成員國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對於條文內容的談判所能發揮的影響力竟是無足輕重。TPP 多半是由不經民選產生的各國政府外交及經濟政策部門技術官僚負責談判,頂多是由一小群民意代表組成委員會參與談判。照這點看來,TPP 本質上就已經是不民主的。
美國國會大廈。圖片:AOC
TPP 談判是如此保密,就連在主催 TPP 的美國,參議員也只能在國會大廈地下室兩間隔音的安全閱覽室之一閱讀條文,進入之前還得把身上的電子儀器交給警衛。在閱覽室內不許筆記,參議員也不得對他人提及條約內文,就連有需要諮詢產業專業或法律專家以理解技術問題也不行。其他 TPP 會員國的民意代表又是面對著怎樣的安全措施,也就可想而知。
大多數情況下,光是法律文字本身的艱澀,以及對文字不同版本的冗長註解,就足以讓人們難以讀懂貿易協定了。不過諸如此類的安全措施、協定文字的艱澀,乃至協定文本只許在華盛頓閱覽的不便,恐怕正是有意限制文本取得,以預防可能抵制的手段,完全不顧民意代表具有對選民說明這類談判可能益處及害處的職責。至於協商過程不容討價還價的本質,早已有利於 TPP 協定獲得認可,並且事先排除了監督或複查協定內容的可能。有沒有人感受到了服貿協議的陰影?
可是弔詭的是,民意代表大多被排除在 TPP 談判過程之外,而企業財團的利益卻被允許坐上談判桌,並且直接影響條文的內容。這是經由指派 AT&T、蘋果、美國石油學會、通用電氣、陶氏化學、耐吉、沃爾瑪等跨國企業代表參加「產業貿易諮詢委員會」而得以實現的。
在這樣一個貿易協定帶給全球經濟的影響上,企業財團被看作是應受諮詢的「專家」。再一次,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似乎就是技術專家統治,一切自由貿易協定的根本也都是這套邏輯。但這成了一種打著所謂的專業意見名號凌駕民主體制的手段,使得被揀選的少數人得以支配一切,在 TPP 的例子裡,則是讓企業財團利益支配一切。這樣的諮詢委員會比起大多數民意代表更被容許得知協約文本,他們對 TPP 條文擬定的影響力也得以不被公開揭露,理由是這同樣屬於足以影響 TPP 談判進程的機密資訊。
事實上,在大半個談判過程之中,一般大眾都無法得知 TPP 的條文內容。關於條文所能蒐集到的資訊,起初多半是來自維基解密,能夠與聞條文的只有特定官員和企業代表。如前文所述,就連這些特定官員得知條文的能力也受到層層限制。即使是這樣一個將要影響全球經濟的百分之四十的貿易協定,社會大眾也是直到去年才終於得知條文內容。
TPP會對臺灣產生甚麼影響?
倘若 TPP 毫無疑問地是一個「黑箱」貿易協定,它對台灣又會產生甚麼影響?首先,TPP 實際上包括這樣一個辦法,它准許企業財團控告各國的常設政府違反該政府自己簽訂的貿易條約,從而允許企業財團不受 TPP 會員國的公共利益相關法令約束,只要他們能提出充分理由證明政府法令妨礙他們獲得利潤。
我們如今對於台灣那些以商業發展將其需求合理化,從而獲准強拆民房的企業財團已經夠頭痛了。想想看這種問題在全國範圍發生會怎樣,屆時政府基層各部門將不得不受制於那些有能力控告政府的企業財團。
台灣現行的全民健康保險體系恐怕會首先遭殃。隨著智慧財產權法令加強適用於任何一個 TPP 會員國的藥劑產業,結果必將導致便宜的藥品從市場上完全消失。鑒於藥價相對於製造成本的過度飆漲,最終後果則是迫切需要的人再也無法取得便宜的藥品,全由大型製藥集團獲利;急需救命藥品的人們,恐怕今後將因為無力負擔藥價而有直接的生命危險。
蔡英文。圖片:新德里電視台
台灣的全民健保體系能夠在飆漲的藥價之下存活嗎?現行健保體系恐怕會破產而被迫私有化。回顧新自由主義政策在過往的歷史上曾經產生的影響,這是有先例可循的,正如我們所見,一旦公共服務的維持變得太過昂貴,它們就走向私有化。如今在美國的一個實例,就是社會安全體系很有可能會在 2030 年代社會安全信託基金用罄之後全面瓦解。我們也將看到目前台灣健保系統提供病人任意選擇醫院及醫師的自由空間受到限制;比方說,美國的病人只能向保險公司簽約的醫師或醫院問診。
TPP 在台灣的環境保護上也會造成慘重代價。比方說,在 TPP 保障下,石油公司可以控告政府的環境保護政策損及他們的利益。倘若台灣試圖將能源轉換成更乾淨、更安全的綠能,簽訂 TPP 將導致這樣的努力成為白費。既然石油公司在 TPP 貿易談判中獲准列席參與,TPP 偏袒這種型態的能源也就毫不令人意外。
這尤其有可能涉及重組作為國營能源公司的台電。就算台電似乎不太可能徹底解體,也很有可能走向二戰後日本能源公司的發展路線,成為半私有化,表面上是民營的,但仍持續與政府保持密切聯繫。但跨國公司也可以針對這點控告台灣政府,在理論上,這將導致國際能源及石油公司隨著貿易壁壘的崩解而進軍台灣。
食品安全措施也會受到 TPP 的負面影響。要是一個國家的食品安全程度被看作是相當於台灣的,那麼無論該國的食品是否真正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它(在TPP 之下)都必須獲准輸入台灣。仔細檢視豬肉進口爭議,既然台灣想要加入 TPP 就必須允許美國豬肉進口,我們發覺,這又是一個美國政府為了讓本國產業得利,以保障安全抗衡中國為名目敲詐台灣的例子。
2012年反對美豬進口示威。圖片:聯合報
但在簽訂 TPP 之後,同意美國豬肉進口台灣只不過是最基本的,卻已足夠把台灣人民出賣給企業財團,危害台灣人民的福祉;一旦 TPP 生效,更多的食安風險實際上是可以預見的。隨著近年來在地農業為因應食安問題而在台灣興起,TPP 生效將對在地農業帶來負面影響,因為他們不得不與國外進口的大企業產品競爭。整體而言,不論是哪一個部門,國內產業全都會在與跨國企業的競爭中受到打擊。
更大意義上,亞太各國加入自由貿易體,並以撤除貿易壁壘作為入門條件,已經導致國內產業全面崩潰,全由跨國資本席捲。台灣也不可能是例外,我們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國際貨幣基金向東亞各國貸款的先例,以及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影響之中都能看清這點。
支持 TPP 而不加批判的人們恐怕也根本不曾記得,過去跨國企業為了低廉製造成本和寬鬆的法令而將製造加工轉移到台灣,對台灣工人所造成的損害甚至永久傷殘,正如我們在 1960 年代晚期開始,纏訟四十年至今未解決的台灣 RCA 工殤事件之中所見。實際上,要是台灣更為緊密地被收編進了 TPP 試圖組織的經濟共同體之中,是否又要成為提供廉價加工的地方?真是這樣的話,台灣工人又要付出多大代價?這些考量截至目前為止,在 TPP 的相關討論中完全被省略。
結語:新自由主義貿易政策之外,還有沒有出路?
蔡英文推動加入 TPP ,或許是出於鞏固對美國政經關係的需求。TPP 不只是美國鞏固地緣政治聯盟對抗中國所需,也被看作是美國試圖經由組織自己羽翼下的經濟共同體搶先抑制中國。為簽訂 TPP 辯護的另一套思路,則認為要是台灣不簽訂 TPP,就是抱著心胸狹隘的保護主義,將被世界其他國家所拋棄,而這套為新自由主義合理化的論調實在了無新意。中國的魅影同樣也在這個問題上現形,有人主張台灣在中國陰影籠罩下,必須把握任何可能的貿易契機。
事實上,TPP 及大多數同類的自由貿易協定,是大國玩弄小國的不安全感,運用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就能得到地緣政治保障的暗示以牟取自身利益的手段。換句話說,TPP 不足以確保台灣得到美國庇護,因為美國看待對中國關係始終更加優先於對台灣關係。中國比台灣巨大百倍,也是美國之外的另一個世界超級強權,這是無可迴避的事實;所以美國會不會讓台灣加入 TPP 首先就是一大問題,因為美國擔心激怒中國。TPP 的利益多半也是嘉惠跨國企業,卻以犧牲為求確保國際地位而簽約加入的小國為代價。
圖片:電子前哨基金會
不過在台灣,加入 RCEP 所引起的反彈大概會比加入 TPP 更強烈,既然台灣面臨中國威脅而有意依靠美國。同樣的,台灣社會對於新自由主義以及自由貿易意義也一直欠缺充分討論。蔡英文有意在國際貿易上追求新自由主義政策,鑒於台灣、東亞及世界各地所面臨的全球政治趨勢,這完全不令人意外。然而新自由主義政策賦予自由市場優先於政府規範的特權,卻讓財團利益凌駕於人民利益之上,為財團菁英支配創造了條件。要是臺灣想要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來保障國際地位,不但無法達成目標,更會賠上全民利益。
那麼,還有其他出路嗎?照理說,台灣可以爭取和其他同屬大國新自由主義政策受眾的小國發展貿易關係,在國際自由貿易協定的新自由主義陷阱中一同尋求脫困之道。台灣可以進行與全世界其他南方國家的南南合作政策。但這套思路今後仍有待開展。大多數情況下,台灣還是在尋求強國的保證與保護,而不去試著和世界上同樣處於強權夾縫中的其他國家結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