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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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Reuters
翻譯:William Tsai

本文是破土編輯丘琦欣探討中國新左派的專文上半部。請點此看下半部。

紅星照耀中國?

中國的新左派可說是當代世界中最重要的知識分子群體之一,他們在 1990 年代因為反對中國在鄧小平時代過後放棄計畫經濟,轉向自由市場原理而竄起。更大程度上,新左派的研究課題著重於後鄧小平時期城鄉差距的持續擴大,以及為求發展而犧牲平等原則,並呼籲對毛澤東時代的遺產進行批判性再評價以回應當前局勢,其中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新左派」究竟是什麼,其實很難明確定義。「新左派」一名取自於那些急於將新左派定性為某種紅衛兵狂熱再現的保守派批評者。照那樣說來,「新左派」這個詞恐怕會產生誤導,因為中國的新左派是個當代現象,和 1960 年代晚期西方的新左派幾乎毫無關聯。新左派的成員大多是學者,其中很多人都曾出國留學,受到各種西方批判理論影響。新左派與歡迎中國走向資本主義化,呼籲依照美國及西歐強國的路線進行西方式政治改革的「自由派」彼此對立。

總的來說,世人所知的新左派試圖在資本主義化之外為中國構思一條另類的發展道路,包括重新探討與汲取毛澤東時代的經驗。既然「新左派」多半是個全稱的標籤,可以隨意指稱不管多少人,新左派究竟由哪些人組成也沒有一個確切的名單。被看作是新左派的思想家包括汪暉、崔之元、高默波、王紹光、胡鞍鋼、李民麒,以及其他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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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雖然英語世界屢次試圖辨析新左派的不同思想脈絡,但這些嘗試有時卻對同一個思想家做出了截然相反的歸類。新左派最重要的思想家,通常也被看作代言人的是汪暉。不過,汪暉自己雖然對新左派這個標籤的用途,乃至濫用在任何一個夠激烈反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不受約束的中國思想家身上都表示批判,他的批判也言之成理,但他的知識發展軌跡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整個新左派。

我們可以指出新左派之於全球左翼的重要性:雖說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之初的一連串政治整肅,起先被認為是在打壓新左派,但是兩年多下來,部分觀察家如今認為習近平的大規模反腐敗行動與採取措施減輕中國經濟日趨嚴重的發展不均,其實都是在執行新左派的政策。而在這個過程中,習近平也用表面看來與毛澤東昔日施政一致的政策,加上毛澤東、鄧小平式強人領袖的姿態為毛澤東時代招魂。接著要問的問題是:新左派如今佔了上風嗎?姑且不去冒險給「左派」一個規範定義,這對全球左翼又有什麼意義?當然,新左派看上去會是個獨一無二的現象。

西方學術界為什麼同情中國新左派?

確實,西方學術界政治立場傾向左派的學者,同情中國新左派的為數不少。西方學者對新左派的同情有一部分必然起因於新左派成員多半曾負笈西方學界,和西方學者建立了個人情誼。事實上,新左派的重要成員也有定居海外,在西方學術界任教的學者,這無疑也是西方左派學者熱情接納他們的因素之一。

David Harvey 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中對中國的理解,以及 Naomi Klein 在《震撼主義》一書中對中國的理解幾乎全都引用汪暉這點,就足以說明新左派在西方左派學術界之中獲得的正面採信。但西方學者想要從新左派身上發現某種西方政治光譜下的中國「左派」這份魅惑,無疑有一部分是出於新左派吸收並運用了西方批判理論。新左派本身就像是某種西方學界左派在中國脈絡下的對照物。

新左派成員在回應指責他們搞激進主義的批判時,通常會堅稱他們的研究課題並不激進。新左派回應這類批判,更常堅稱自己其實類似於反對「自由派」的「自由左派」,他們的主張在其他國家則稱做「新保守主義」。新左派思想家的這類宣稱有一部分是為了淡化激進主義的觀感,畢竟激進主義在中國有可能惹禍上身。但許多海外的觀察家或許是想要在中國追尋一種激進左派,往往過分輕率地把新左派看作中國國內的一股激進政治力量。該不會抵抗猖狂的發展主義這一點就算得上特別激進了?

Screen Shot 2016-03-03 at 1.59.22 AM《渴望中國》

有鑑於新左派自成軍之初即已存在至今的民族主義傾向,人們也不免對於西方學術界毫無批判地引用新左派更加引人疑慮的成員而感到失望。就這點來說,羅麗莎(Lisa Rofel)的《渴望中國》以贊同的態度引述韓德強。韓德強是一位經濟學教授,也是新左派重要喉舌「烏有之鄉」網站的創辦人,後來在 2012 年 9 月因為辱罵一位反對神化毛澤東的老人「漢奸」並出手毆打而遭到逮捕。此後韓德強退隱於中國鄉村的一個農場,嘗試創造出毛澤東思想與………….儒家道德的全新綜合體。

《渴望中國》很顯然在「韓德強打人事件」發生之前就已經出版,但這或許足以說明西方學術界過度輕率地試圖追尋自身的同類,而不免無視新左派某些令人質疑的面向所產生的矛盾。就算是在《渴望中國》一書中,人們也發現其中所引用的多半是韓德強口中那些任何人都能琅琅上口的老生常談,而不是什麼專屬於韓德強的獨到見解。西方學術界太需要在中國找到一個可以稱作「左派」的思想家了,這種症狀其實反應了一個更普遍的現象:西方學者總是想要從非西方脈絡中追尋自己的對照物。

新左派只不過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嗎?

新左派只不過是中國民族主義者嗎?由於新左派並無固定組織,也沒有一個正式機構,因此新左派內部同時存在著民族主義較為強烈和較不強烈的多種傾向。而且,很多「中國民族主義者」顯然並不是新左派。

可是實際上,既然有人提到過新左派近兩年來轉向脫離民族主義,那麼他們大概真的從一開始就是民族主義者。某種程度上,新左派的全體成員都是民族主義者,就他們都是熱愛中國的愛國者,盡一己之力為中國尋求最大利益這層意義而言。但在這個意義上,就算人們都說新左派與自由派水火不容,自由派其實也是民族主義者。各種形式的公民國族主義其實也沒有什麼大錯,只要它們不至於落入族群民族主義,或者排除他者的民族主義就好。

PhotoCreditChinesePosters.net圖片:Chineseposters.net

不過新左派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係在此又成了一大問題。新左派究竟願意在多大程度上委身於國家權力,好讓自己的社會理念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實?這是否終究會導致新左派轉為民族主義?

雖說新左派本質上多半是學術中人,它和大多數西方國家學術界的「左派」有所差別之處,正在於它和國家權力的連結。其他國家的學院左派影響力通常仍以學術界或文化圈為限,直接影響國家權力則往往更多是智庫的工作。不過就算是在今天,也還不太能夠逕自宣稱新左派已經當道掌權,即使習近平似乎正在實行新左派過去大力提倡的那套世界觀。

新左派理論付諸實行會是什麼模樣?薄熙來、重慶與新左派

以往,新左派理論付諸實行的樣貌,通常會以薄熙來統治下的重慶市作為範例,薄熙來曾任中國商務部長,2007 到 2012 年之間出任重慶市委書記。重慶這個特大都會是中國最大城市之一,人口多達 3300 萬人,它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都會城市之一。重慶足以說明中國的地大物博:儘管在國際上並不出名,但重慶的人口卻多過世界上至少 150 個國家。

重慶在薄熙來領導之下,開展出一套與中國其他地方不計代價追求發展,即使加重貧富不均也在所不惜的型態大相逕庭的發展模式。不同於其他地方,重慶的發展策略包括消除城鄉差距、為低收入戶提供社會保障、公共建設、環境保護,以及前所未見的打擊黑幫行動,中國人因此不免好奇這些戲劇性的行動究竟是由誰授權,又何以如此。儘管如此,重慶的經濟仍然突飛猛進,這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並不一定非得擴大貧富差距不可。因此,重慶也就毫不意外地贏得了新左派人士的好評,他們更進而闡述重慶代表了中國未來發展藍圖的論調:中國的經濟力量還是能夠繼續維持世界強權的水平,卻無須污染環境,也不必受限於巨大貧富差距。

更廣泛來說,正如重慶是中國的典範,新左派人士也由此指出中國崛起對於全世界的意義所在。重慶是當時同時在中國並行的幾種另類發展模式之一,但它是名聲最響亮的。儘管並非每一位新左派成員都認為中國的模式可以照搬到其他國家,因為歷史處境各有不同,不過胡鞍鋼、高默波等人仍然主張,只要中國開展出一套平等主義的發展模式,這套模式就能更廣泛地成為替代資本主義唯發展論橫行的可行方案,向海外輸出。但我們正是從這兒看出了新左派與民族主義之間不穩定的關係。

PhotoCreditVOA薄熙來。圖片:VOA

同樣是在薄熙來統治之下,重慶也極力振興具有毛澤東色彩的中國民族主義,透過在各級學校傳唱毛時代「紅色歌曲」,樹立毛澤東雕像,並鼓勵電視台製播毛時代及愛國主題節目,試圖重新引進「紅色文化」。儘管在許多重慶市民看來,這樣的努力是「毫無政治意圖的懷舊表現」,但大多數市民似乎是積極響應的。(註1)

薄熙來在 2012 年因為貪污罪名被中國共產黨開除黨籍,從此身敗名裂,大眾普遍認為這是在剷除一個曾經有望躋身國家最高領導群的人物。日後,薄熙來的失勢則被理解成習近平在黨內發動反腐倡廉的第一個祭品,反腐敗行動直到今天仍在進行。這對新左派當然也是一記重擊,既然他們是這麼擁護薄熙來以及他似乎為中國揭示的另類選擇,這一切看來卻隨著他的垮台而消亡。但我們卻也見證了新左派自願支持偶像到了俯首貼耳的地步。

正如汪暉在《倫敦書評》撰文質疑中國官方對於薄熙來垮台的說法,認為這恐怕是薄熙來縮小社會不平等的政策引來報復,崔之元也試圖把重慶模式從薄熙來身上切割開來,以維護它在中國的效力,並提醒讀者注意西方媒體談論重慶時僅只聚焦在薄熙來推廣「唱紅歌」,卻對重慶獨具一格的經濟政策隻字不提。的確,薄熙來究竟出了什麼事實在很難說。事情的真相只能在日後揭曉,或者交給歷史裁決。但是新左派知識分子所不願考慮,尤其不願讓西方的中國研究者們知道的,則是薄熙來身不由己深陷於他所致力撲滅的某種貪腐利益的可能性。

薄熙來失勢之後,新左派一度陷入困境。新左派也是一直支持運用網際網路力量推動進步社會變革的,「網民」揭發社會不義,自我組織以社運政治型態參與社會議題成為一時風尚,網路也是知識分子在官方機構之外極為貴重的論述媒介。「烏有之鄉」網站尤其是知識分子辯論交流的重要場所,它也是新左派的「旗艦網站」,汪暉、王紹光等學者都有供稿。薄熙來事件發生後,烏有之鄉在 2012 年 4 月一度遭到當局關閉,不久後重新上線,但隨後又被關閉,不過目前仍能持續正常營運。

新左派佔了上風嗎?

儘管如此,要是新左派在事隔兩年之後有些時來運轉,這其實只是說明了他們的不穩定性質。雖說習近平上台之初首先有系統地清除新左派所支持的政治人物,包括薄熙來及其盟友周永康等人,但隨後他已轉而鎮壓自由派和被認定親西方的人,並要求回歸馬列主義基本教義,實行與毛澤東時代遙相呼應的政策。以「勾結境外勢力」為名鎮壓異議人士的行動,在中國越演越烈。

儘管打倒敵人之後收割他們提倡的政策,在政治遊戲規則裡早已司空見慣(人們立刻想起了史達林對付托洛茨基的手段),這一連串發展還是出人意表,因為人們都沒想到習近平會在政治上如此激烈地左傾。中國觀察家們花了很長時間揣測習近平究竟屬於哪一個政治派系,事實上,在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之前,他也是因為對重慶模式感興趣而正式訪問重慶的政治人物之一,並且在訪問期間讚揚薄熙來的反貪腐「打黑」運動,但他殘酷地清洗薄熙來似乎意味著他對政策不感興趣。如今習近平的作為看來卻又恰恰相反。

但如果新左派目前看來像是在高唱凱歌,他們其實仍然只是眾多試圖影響中國政府的知識分子團體其中一派。說真的,就算完全能夠從習近平轉而支持新左派,和他們站在同一陣線來斷定新左派當下的成功,習近平先前清洗薄熙來看來卻像是他要出手對付新左派。只是,新左派其實也就跟他們過去的偶像薄熙來一樣,必要時同樣是可以被鎖定,甚至剷除的。

奧巴馬與習近平。圖片:新華

以往,整個新左派對於單獨一位強人像毛澤東、鄧小平,乃至今天的習近平那樣崛起並支配中國,態度其實是很搖擺不定的。儘管就重慶的狀況來說,薄熙來幾乎也可說是強人,新左派著重的卻是「群眾路線」,也就是中共將群眾意志集中、精煉,並加以體現的觀點,是中共的一項長處,這個看法很可能是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共強人先後去世之後,新左派在 1990 年代草創時所產生的。儘管各個新左派思想家對「群眾路線」的闡述有所差異,作為一種近似於盧梭「公共意志」的概念,他們普遍同意群眾路線應當是中國通過大眾參政實現民主所採取的方式。

例如,胡鞍鋼就認為中共的優點正在於將權力平均分配於領導層中,不由任何一個強人支配,他稱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集體總統制」。這在胡鞍鋼看來是一種「民主集中制」的實踐,避免了在緊急危難期間由於權力不集中導致無法果斷應變,就像在美國政府體制之中,歐巴馬總統試圖推動全民健保等政策,卻在參議院被共和黨封殺那樣。中國集體領導制因此「遠遠勝過美國的總統制和三權分立」,因為美國的政治體制將權力集中於總統一人之手,同時又要他承擔與議會協商的責任,因此無法實現分權。(註2)

照這樣說來,「美國體制一事無成,中國體制無所不能」,因為美國體制一方面將太多權力集中在總統一人之手,同時卻又以議會和選舉政治的一再掣肘侵害他的權力。(註3)但中國集體領導制則是群眾路線的實踐,只要整個黨機器繼續透過「群眾路線」汲取人民的意志與意見,由現任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代表人民,只要政治局常委仍然代表著直接對應中國人民各方面需求的各個不同部門,從而足以代表人民全體。這自然是一種否認外界批評「集體領導制」不民主的說法,它斷言共產黨本身就能夠表達中國人民的民主意志,無須透過議會選舉機制。

但這恐怕是大錯特錯了。習近平堪稱是鄧小平以來中國最強勢的領導人,展現的樣貌正是集體領導制宣稱要警惕的強人姿態,他在實際上恐怕會完全偏離新左派的期待、甚至希望。新左派人士一直強調「群眾路線」是一種中國獨有的落實民主方式,但「群眾路線」卻得由一套實現人民意志的「集體領導制」達成。倘若新左派人士真的竭盡心智支持強人習近平一人,與他們先前的主張自相矛盾,那說明了什麼?又如果,他們就算是背離了以往的論調,仍要站到習近平這邊,這對於他們論述的效力又意味著什麼?

知識分子與國家權力的關係

在這一方面,新左派根本上的進退兩難,其實是一個十分古老的問題:知識分子相對於權力的關係,以及知識分子如何需要權力以實現自己的烏托邦理念。正如我們在中國新左派的網刊「破土」(Ground Breaking,出於意外的巧合,它們和本刊的名稱完全相同,但宗旨截然不同)所刊載的一篇文筆優美,但在理論上恐怕過分抽象的文章所見,它引用許多難懂的理論說明隨著中國崛起,中國新左派是如何面臨「超克現代性」的問題,一如二十世紀初的日本知識分子與日本帝國;該文以自我反思的方式勾勒出新左派轉向民族主義的情況,但幾乎不提這一轉向在真實世界中具體產生的影響,只談理論上的後果。但這個利害攸關的問題卻不是什麼理論關懷,而是一個在真實世界、地緣政治及社會政治現實上都十分具體的問題。

事實上,由於新左派理論話語與西方學院左派思想的關聯,人們實際上會發現它有著不拘一格的性質,程度直達選擇性的挑揀、運用西方批判理論以供中國之用,這是非西方知識分子試圖挪用西方知識以實現富國強兵的共同特徵。我們在二十世紀初的日本知識分子,以及五四運動之前和五四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身上都看到這種表現,如今也從新左派身上看到。正因如此,日本的「超克現代性」問題,乃至新左派對清末民初中國歷史的強烈興趣,對於新左派及其自我理解才會這麼不可或缺。畢竟,汪暉最早是研究魯迅的專家,人們也就想起了魯迅自己是怎麼提倡對西方的選擇性挪用,此即「拿來主義」。但我們也看到他們揚棄了所吸收的理論整體當中的某些面向,例如汪暉反對民族自決原則,即使民族自決不論是在毛澤東時代的論述,還是大半個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都居於核心地位。

Wang_Hui汪暉。圖片:Алый Король/Flickr

可雖然「超克現代性」問題通常是作為理論問題向新左派提出的,其實它在知識分子與權力的關係上卻是具體的問題。日本知識分子充當日本帝國主義的辯護者,是將自己委身於國家權力之下,好讓他們的烏托邦願景得到一些落實的可能,這正是日本得以宣稱與西方強權平起平坐的所謂「超克現代性」,它主張日本有能力產生不同於西方的現代性。如今隨著中國崛起,新左派也面臨了為中國帝國主義擴張辯護的風險,一如日本帝國時期的日本知識分子。

當然,關於所有這些對日本帝國主義辯護者,以及它們能否類比當代中國新左派的討論,人們也會想起在日本帝國時期,日本的左翼知識分子被迫潛伏,冒著極大的人身危險在帝國內部從事地下抵抗鬥爭的故事。雖說遠離中國專制政權的書齋知識分子實在沒什麼地位對中國的左派該怎麼做比手畫腳,無論是新左派還是其他人,他們也還是需要好好記住歷史的這個面向。

不過,中國對外擴張的問題,太多時候是個不會向新左派提出的問題,而是用民族主義一詞表述,並且是運用理論詞彙,而非具體的地緣政治、社會經濟及軍事詞彙;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則是新左派實際上會不會成為中國帝國主義擴張的辯護者。我們已經看到新左派鼓吹向外輸出一種治國比西方模式更為公平合理的「中國模式」,可能會產生帝國主義後果。而在今天這個中國對外帝國主義擴張以資本主義為先導進行,有時還披著左派思想外衣的時代裡,「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區別可以說已經不復存在了。

[1] Kerry Brown, Carnival China: China in the Era of Hu Jintao and Xi Jinping, London: 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14, p. 108,.

[2] Hu Angang, China’s Collective Presidency, Berlin: Springer, 2014, p. 37.

[3] Ibid., p.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