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左派：中國國內的反資本主義者，出了境外卻是帝國主義者？

丘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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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新華
翻譯：William Tsai

本文是破土編輯丘琦欣探討中國新左派的專文下半部。上半部請由此去。

中國國內的反資本主義者，出了境外卻是帝國主義者？

從左翼觀點來看，新左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多少還是能引人共鳴的，只要它的適用範圍限於中國國內。比方說，近日多位勞工運動者在廣州被逮捕之後，中國新左派的網刊「破土」（Ground Breaking，GB）是首先發動聲援的，卻不顧自身同樣面臨風險。而在過去幾次中國政府為資本利益護航，侵害工人階級利益的事件之中，「破土」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或許就這點來說，考慮到國家鎮壓的威脅，他們確實應當為了勇於聲援某些議題而得到讚揚。可是新左派的國際主義觀點一旦涉及境外議題，恐怕就再令人存疑不過了。

例如，「破土」試圖向台灣或香港等境外地區傳揚理念時，對於自己在國際議題上的政治立場就表現得很不誠實。既然太陽花運動之後的台灣，以及雨傘運動之後的香港都強化了自身的政治認同，「破土」也就覺得有必要刻意不在他們對台灣宣傳的臉書帳號上張貼批判台灣認同或香港認同的文章。另一個例子則是馬習會期間，「破土」在微信帳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表示馬習會引發的抗爭只不過是民進黨企圖操弄認同政治惹事生非，並將馬習會譽為促進台灣與中國終極統一，以及對抗台灣親日情緒的一大步；但他們又刻意不在網站上，以及向台灣、香港讀者發聲的臉書帳號上刊登這篇文章！

圖片：破土 Ground Breaking

確實，就「破土」來說，台灣有許多人還是努力相信著「破土」是來自香港的媒體，這是他們在台灣和香港使用不同網域，臉書帳號用繁體中文發表貼文的結果，即使他們其實是在中國創辦的網刊，我們從他們的官方電子信箱使用 126.com 和最早使用的網域是 .cn 的網址都能看出端倪。雖說「破土」確實也有來自香港和台灣的成員，先前仍有人指控他們事實上在香港和台灣都掩蓋了創辦於中國的這一事實。

我們在「破土」所見的內容，廣義來說確實是新左派的。因為他們對中國國內資本主義橫行的批判，雖然在並非中國人，生活在中國鄰近地區的我們看來頗能感同身受，但中國新左派卻也正是在這中間展現中國帝國主義辯護者的一面。而說到成為中國帝國主義的辯護者，我們更發現新左派在涉及中國境外的國際事務上，表現出的民族主義成分更甚於左派，甚至到了將帝國主義正當化的地步。

「新左派對抗自由派」已經不再適用

我們甚至可以大膽推斷，過去的「新左派」對抗「自由派」範式，即所謂「新左派」與極力讓中國轉向自由市場原理的「自由派」彼此對立的看法，某種程度上已經不再適用。畢竟，新左派的領導人物汪暉，如今正與全世界最重要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辯護者貝淡寧（Daniel A. Bell）合開一門課，貝淡寧也正是宣稱中國資本主義的缺乏民主或許正是其效率勝過西方主因的人。汪暉自己如今也不像過去人們以為的那樣，遠遠不是反對國家政策的異議知識分子了，從他現在的綽號「國師」以及中共賦予他的官方頭銜都可知一二。

分屬光譜兩端的汪暉和貝淡寧兩人之間的共通點，應當是他們都認為「中國模式」提供了全世界一套另類的社會經濟模式，足以對外輸出。確實，汪暉最近已經成了中國「一帶一路」經濟擴張政策的辯護者，他主張「一帶一路」本質上具有反資本主義的潛力，卻絕口不提這是中國企圖創造出與美國領導的國際貨幣基金對等的經濟體，運用經濟手段在全球擴張政治力量的一種方式。

也就是說，在今天這個中國經濟和政治雙雙崛起的時代裡，左派在沒有其他手段實現政治理念的情況下，非常樂意將自己的計劃與國家的發展串聯在一起。但首先，新左派的社會主義觀念基本上就是一種國家統制經濟，國家在其中的優先任務就是遏制資本力量的氾濫。儘管新左派強烈批判新自由資本主義及發展主義在中國國內橫行無忌，他們最終卻要倚靠國家伸張權力限制資本主義。

貝淡寧（Daniel A. Bell）。圖片：CCTV

而說到新左派的國家統制經濟，在新左派對於西方民主的猜忌之中，當然也有著專制和反民主的面向。關心這一點的人理當對新左派一開始就擁護薄熙來的重慶模式提高警覺才對，這已經表現出他們樂意包容危險的專制傾向，甚至給予支持的心態了。

要是新左派的民族主義壓倒了左派思想，這同樣是由於新左派認為中國模式再怎麼不足還是比西方優越的心態所致。正是這樣的心態使得新左派認為中國模式能夠、並且應當向中國境外輸出，他們也自此成為中國帝國主義的辯護者。即使他們意識到了當代中國的諸多缺陷，他們還是竭盡心力堅稱中國當代的社會經濟模式仍有全世界所應當採納之處。就算他們在中國國內批判新自由主義，向全世界輸出這套中國模式卻還是他們所謂的反資本主義，而這套明確說來正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仍舊比西方的任何一套模式更為優越。我們從這裡看清了新左派的民族主義。

儘管新左派會批判中國政府為資本護航，他們的批判首先仍是代表某種民族主義立場提出的改良主義請求。換句話說，新左派在熱愛國家，盡一己之力為國家爭取最大利益這方面，的確是民族主義者。新左派擁有這種愛國民族主義或許也不算真有什麼大錯，只要這是一種以中國國內改革為目標的公民國族主義就行。但新左派的民族主義卻是如此容易就落入為中國帝國主義計劃辯護的地步，這才是問題所在。

汪暉。圖片：Алый Король/Flickr

畢竟，左派思想在中國與民族主義結合正是毛澤東思想發展歷程的產物，新左派也一再以各種形式主張毛澤東思想傳統，必須由中國批判性的再利用，以對抗當前的新自由資本主義。但如果毛澤東當年主張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那麼新左派更感興趣的恐怕是作為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的左派思想。而新左派的資本主義批判除了終究可化約為民族主義的關懷之外，並不具備任何真正的國際主義面向，也就因此得以轉向為中國當今的帝國主義計劃辯解。我們可以看一看中國周邊國家及地區，乃至更遠之外的例子。而我們從這些例子中發現，新左派其實是在操弄民族主義批判，來為自己的中國民族主義辯解，但這又是打著左派思想的名號進行的。

極力解構非中國的認同，藉此正當化中國對鄰近地區的擴張

雖說汪暉是新左派之中對民族主義較具批判性，也更能自覺反思的成員，他對太陽花運動或雨傘運動的看法卻是新左派典型的意見。汪暉援引後殖民理論，試圖指出台灣認同及香港認同的歷史性質與人為建構本質。照著這套思路，汪暉並不認為這些認同感是正當合理的，而是極力解構台灣或香港的認同感，以說明這些地域認同終將隨著歷史發展而消退。

因此，汪暉仍然堅信著將台灣、香港併入中國的計劃。汪暉列舉毛澤東思想對於社會經濟及政治的普世性平等承諾，作為台灣、香港應當成為中國一部分的理由。至於這些承諾從來不曾在當代中國達成的事實，在汪暉看來完全無關緊要，淡化為背景說明即可，即使他在其他議題上是批判中國國內各項缺陷的。在此，民族主義又一次居於優先地位。

汪暉對於台灣認同、香港認同的觀點，看來主要還是來自他對西藏及新疆的看法，完全依照著台灣是中國叛離的一省，香港與台灣由於英國和日本殖民統治而受制於殖民心態這種套路推演。汪暉引用後殖民理論來解構西藏和新疆的自我認同，指出這些地區的認同感都是歷史建構的產物，或是指出地域認同言論只在經濟衰退時才喧囂一時，經濟發達時就無人提及。儘管汪暉對於「尊嚴」問題未必全無同理心，但在他看來，認同問題終究是可以化約成歷史問題或經濟問題的。

太陽花學運。圖片：丘琦欣

同樣的，汪暉最終也運用東方主義批判，指出西方的東方主義如何建構「西藏」，以及關於西藏的東方主義圖像是如何用來質疑中國政府，換言之，東方主義式的西藏觀點是為了西方的政治議程而服務。新左派也習慣用這種觀點看待台灣，完全沿襲了「台灣被美國扶植以對抗中國」的陳舊冷戰觀點。只是新左派也未免太一廂情願地把台灣、香港、新疆、西藏等地產生的非中國認同全都歸因於西方圍堵中國的企圖了。

的確，民族認同本質上確實產生於歷史。可是汪暉把民族認同或族群認同的激發說成是因為中共的普世性平等承諾未能落實，終究還是堅守著自己那套抽象的完整中國概念，認定各式各樣的非中國認同終將煙消雲散。首先汪暉就無從解釋，就連中共過去普世性的民族平等論述，都潛藏著漢民族優越論的種族觀。即使毛澤東思想強烈駁斥「大漢沙文主義」，它還是認為漢人將文明開化帶給了蒙昧的藏人、維吾爾人等非漢少數民族，我們或許可以按照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白人的負擔」，稱之為「漢人的負擔」。甚至在今天，我們還是看到了維吾爾人和藏人在中國境內移動或出國旅行的自由，遭受各種以「國家安全措施」為名的壓制，而這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中國境內針對少數民族有系統的種族歧視。

但是新左派內部對於中國可能像蘇聯一樣崩解的恐懼，卻是隨處可見，蘇聯解體導致東歐共產集團經濟崩潰，以及前蘇聯人民平均壽命縮短，這些都是新左派眼中的負面後果。蘇聯作為中國之外唯一一個泰半繼承了前近代帝國疆域的民族國家，它的崩潰使得中國知識分子深感焦慮不安。到頭來，不計一切代價確保中國完整，或至少確保他們所認知的中國完整，對於新左派的重要性高於其他一切。

這到底是為什麼？因為新左派仍然堅信中國固有的憲法及體制本來就是反資本主義的？我們可以再次指出新左派將左派理念與民族主義合而為一，因此至今仍然假定中國與生俱來就是反資本主義的。但他們為何在極力勸導別人消除國族藩籬之際，卻又要不計一切代價確保中國完整？

儘管民族自決原則在二十世紀大多數左派理論，包括毛澤東思想都居於核心地位，新左派卻從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之中排除了民族自決原則。矛盾的是，新左派實際上卻又樂於援引過去毛澤東思想中的第三世界解放運動等論述，藉此為不時被人看作當代新帝國主義型態的中國在非洲基礎建設計畫辯解。該計畫以抵抗西方霸權的名目得到正當化，即使它本身恐怕是某種帝國主義計畫，如同我們在中國設立海外軍事基地的計畫，以及向非洲輸出中國經濟模式的企圖中所見到的。

不過很清楚，這種大義名目卻不適用於新左派看作中國一部分的中國周邊國家及地區。或者正如新左派潛在的反日情結所明示的，同樣不適用於其他長期與中國敵對的亞洲國家。好一套泛亞洲主義。

極力以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名目正當化中國在海外的帝國主義擴張

說真的，要是中國目前一再自稱只想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強國並駕齊驅，它的目標其實是要取代美國在大半個二十世紀之中長期佔有的世界超強霸權地位。我們從中國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亞投行）及「一帶一路」倡議直接仿效美國領導的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即可清楚看出這點。舉例來說，亞投行將會成為中國在重整特定國家經濟的有條件貸款中設定貸款條件，運用經濟手段伸展政治影響力的途徑，一如美國過去經由國際貨幣基金所達成的那樣。

對於中國輸出經濟特區的經濟模式，或是以援助之名完成，實際上卻讓受援國對中國欠下大筆債務的昂貴基礎建設計畫等等案例，新左派辯護者們並不認為這是某種新帝國主義，反倒是反資本主義的「南南合作」，是非西方國家團結對抗西方霸權支配的表現。然而大量的中國勞動人口目前卻正在非洲某些國家迫遷居民和掌控產業，非洲國家則開始對中國承擔債務及財政義務。

圖片：微博

從中國最近在吉布地設立軍事基地的舉動看來，我們不得不猜想，我們是否正在見證中國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的帝國主義計畫開端，就像美國在全世界 80 個國家設立了 800 個軍事基地那樣，而這是中國的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還有另一個跡象表明中國想要獲得等同於美國的「世界警察」霸權地位：中國最近極力插足「反恐戰爭」敘事，宣布要和俄羅斯聯手在敘利亞對抗伊斯蘭國，同時急於證實新疆的伊斯蘭好戰分子與伊斯蘭國的關係，力圖正當化中國國內對維吾爾分離主義者的鎮壓。

可是新左派卻不曾批判中國在境外伸張它自己的新自由資本主義，因為中國民族主義在他們看來更優先於國際左派思想。有種弔詭很值得一提：有一群美國左派人士在美國海外駐軍、干預伊拉克及阿富汗戰爭，或是操控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等問題上，展現自覺反思批判美國帝國主義，對他們來說，批判美國並不影響他們的國族自尊心。但這是中國新左派那些自我標榜的左派人士幾乎辦不到的事；恰好相反，由於他們仍然認定中國天生就是反資本主義的，美國也還是更大的惡，於是中國的這些作為全都被正當化，實際上成了反資本主義，或是至少削弱了西方帝國主義。

無法站在國際主義者立場思考的左派：中國新左派的教訓

那麼，我們也就可以說，中國新左派的世界觀是建立在一個不言自明的國族基礎上的，民族國家是構成整個世界的基本要件。也正是中國新左派這種不言自明以國族為基礎的世界觀，使得左派思想被扭曲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一種型態。

如此一來，國際主義何在？在真正左翼的國際主義之中，反資本主義是跨越國族疆界的，全世界不同國家的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對抗資本主義，而這樣的內容完全被中國新左派給排除了。事實上，中國新左派在世界上得到的正面接納，有一部分其實來自於其他國家左翼人士試圖從新左派身上找到某種抵抗中國國內資本主義的形式，以利他們對抗自己母國的資本主義；而許多人，尤其是學術界的左派，由於渴望從中國新左派身上找到中國脈絡下的自身對照物，因此難免過分缺乏批判性。正因如此，新左派至今仍不曾受到批判。

那麼，我們又要怎麼實現一個無法化約成任何型態的民族主義，而是志向遠超乎其上的國際反資本主義左派？這是全世界左派在大半個二十世紀之中所面臨的問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直到今天，我們已經看過太多民族主義壓倒國際左翼理念的例子，那些左派隊伍決定讓國族關懷優先於左翼關懷，自此轉而為母國的帝國主義計畫辯解。但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新左派最終決定民族主義更重於左派思想，這在歷史上也並非前所未見就是了。

這對於全世界左翼評價中國新左派或許會是個很有價值的啟示，足以提醒人們，在沒有任何一個跨越國界的國際左派組織的現況下，大多數自我標榜的左派終究還是可以化約出民族主義來，甚至只剩下民族主義而已。事實上，我們的這個說法同樣適用於台港兩地的大多數所謂左翼身上，但中國新左派在國際左翼的名義下尤其值得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