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elina Guo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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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是最後一道防線」
— 哈馬納：《我的聲音無法被炸毀》 (2025)
哈馬納（Yahya Al Hamarna）是來自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作家、學者和難民。他曾在加薩的愛資哈爾（Al-Azhar）大學研修政治學、國際關係與外交。他的寫作聚焦於人權、正義、國際法與全球政治，而他的詩歌則探索戰爭下的記憶、流放、愛與生存。他的作品透過保留意圖被暴力所抹殺的那些聲音、場景和日常點滴而深深錕刻在巴勒斯坦的當代記憶中。他的首部充滿辛酸的詩集《我的聲音無法被炸毀》（My Voice Cannot Be Bombed）於2025年由伊斯克拉書局（Iskra Books）發表。他的許多摘錄透過社群媒體流向世界。由卡亞爾（Elissa Kayal），薩圖夫（Nada Sattouf）與杜福爾（Alycia Dufour）共同翻譯的《我的聲音無法被炸毀》法語版本最近由魁北克的多林出版社（Éditions de la Rue Dorion）與法國的八月伯恩出版社（Burn∼Août）出版。
我第一次看到哈馬納的作品是在社群媒體Instagram上，當時我的大學同學，一位優秀的詩人愛麗莎（Elissa）分享了《我的聲音無法被炸毀》的節錄。當我在台北的公寓裡讀到這本書時，我被他的文字所展現出的優雅與堅忍所深深震撼。幾個月之後，我們開始彼此交流。儘管面臨網路斷聯，充電困難，寫作媒介缺乏等諸多不便，哈馬納還是熱情接受了為台灣《破土》雜誌所做的書面採訪。在被佔領土加薩持續遭受種族滅絕，醫院學校被炸，房屋家庭被毀的當下，《我的聲音無法被炸毀》如同一份見證，不僅展示了文字的力量，巴勒斯坦人的尊嚴與抵抗，也寄託了哈馬納希望重返學業，重回自由祖國的夢想。
郭佳：你能否介紹一下《我的聲音無法被炸毀》寫作過程的更多細節？這本書的寫作時期2023年至2025年正是巴勒斯坦被持續佔領和破壞，物質條件極度惡化的時期。在開頭一首詩歌中，你寫道：「寫作遠非紙上論道，它是生存方式，它是抵抗之聲，它是明日諾言。」你是如何開始詩歌寫作的，你又如何描述你與文學的關係？
哈馬納：我並不是為了要當一位詩人而開始寫作。我開始寫作是因為我需要一個安置內心的地方。我的童年在加薩度過，我對那裡的歷史、故事與書中描繪的生活很著迷。在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UNRWA）開辦的難民學校裡，我發現文字可以保留會被暴力與時間抹去的東西。我開始記錄感想，創作短詩，以此嘗試了解周遭的世界，為難以言說的情感尋求解答。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親，一直鼓勵我繼續寫作，文學慢慢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出生於2001年8月11日。隨著年紀增長，我變成一個安靜的小孩，喜歡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想法。然後在2008年12月，我經歷了人生的第一次戰爭和第一次流離失所。 2009年1月，同樣的經驗再一次上演。我是難民，但是我渴望向世界證明我們理當擁有生存的權利。我在學業上成績優秀，在歷史方面特別突出。我學習了很多歷史知識，也閱讀過涵蓋殖民主義、革命、印度、美洲和蘇聯等很多書。後來我決定選修政治學並在許多民間團體當志工。我夢想旅遊，因為我從未有過外出遠行的經歷，我還夢想現場觀看皇家馬德里的足球比賽。我想擁有自己的家庭，享受被世界溫柔相待的感覺。只要我的旅行在繼續，我的生命在繼續，我的故事就會繼續下去。
當2023年的種族屠殺開始之後，我的寫作性質發生了徹底改變。寫作不再只是一種藝術實踐，而是變成了一種心理與情感上的生存手段。我在難民營的帳篷裡、在被摧毀的建築廢墟旁、在被迫疏散的路途上、在電力、網路甚至寧靜都統統消失的生活中進行寫作。我在燭光下記錄，在僅存不多電量的手機上打字，在零碎的紙片上書寫，只因為害怕丟失一切。
《我的聲音無法被炸毀》這本書的成型並無事先規劃，它只是詩作日積月累的自然結果。我的每一篇文字都在試圖挽救尚未消失的生活片段。我想要留住那些會被戰爭抹去的平凡瞬間：麵包的香氣、母親的聲音、祖父母在扎爾諾卡（Zarnoqa）村里種下的橘子樹、伴隨著咖啡與費魯茲（Fairuz）音樂的早晨、與朋友的交談、大學夢想，以及對平凡未來的靜靜盼望。我意識到記憶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抵抗運動。
就我而言，文學從來不是一條逃避現實的路徑，而是一種更深層切入現實的方法。詩歌讓我得以訴說悲傷但不就此屈服，談論希望但不否認苦難。詩歌能夠提醒我，即便家園盡毀，語言仍能建構一方天地，讓人性得以存續。
我常說，寫作是最後的防線。在建築被傾毀之前，他們試圖抹去我們的故事；而在抹去故事之前，他們又試圖讓我們保持沉默。我寫下的每一首詩，都是我對被消失命運的抗爭。這是我向世界宣告的方式，即我們不只是新聞標題或統計數據——我們是有血有肉的人類，有愛和夢想，有求知慾望，有歡笑和記憶，還有對未來的不斷憧憬。
郭佳：在《我的聲音無法被炸毀》一書中，你講述了自己與祖父穆斯塔法（Mustafa）一同前往加沙的經歷，途中你因攜帶一支鋼筆而被哨兵逮捕，原因是他認定鋼筆是一件危險武器。能否請你多談談你的祖父，以及你與故土之間的情感連結？
哈馬納：我的祖父穆斯塔法教我懂得，你只有把家鄉裝在心裡才能在將來的某一天回到那裡。我的祖父出生在扎爾諾卡（Zarnoqa）,一個以橘子園和富饒的土地而聞名的地方。 1948年大逃亡時，他同幾十萬巴勒斯坦人被迫時離家鄉。他到加薩時只有很少的隨身物品，但卻有完整的，永遠不會消失的家鄉記憶。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每當我的祖父談起札爾諾卡，我總是聚精會神地聆聽。他描述家鄉時放佛不是在談論一個已經湮沒於歷史長河中的地方，而是當天清晨他在那裡的街道漫步的地方。他記得那裡的橙花、無花果樹與橄欖樹、水井、田野，還有在那裡生活的村民。這些故事成了我最初的地理啟蒙課。在從課本中知曉各國名稱之前，我已先透過祖父的記憶，在腦海中勾勒出了巴勒斯坦的版圖。
我的祖母薩菲亞（Safiyya）也活在這些記憶之中。我至今仍記得她烤製的麵包香氣、家庭聚會的溫馨，以及在一切被戰爭改變之前，那段平凡生活中的質樸美好。這些尋常細節看似微不足道，卻構成了我寫作的基石。它們時時刻刻提醒著我：巴勒斯坦不僅是土地，更是由家庭、歌謠、食譜、花園、歡笑與童年記憶交織而成的家。
在一首詩中，我想像自己因隨身攜帶一支鋼筆而遭到士兵攔截。這一具有像徵意義的場景反映了這樣的現實，那就是記憶本身已被視為一種危險。一支筆雖然無法摧毀建築，卻能守護那段他人試圖抹去的歷史。正因如此，寫作成了我回歸故土的方式，即便我無法在現實中踏上那片土地。
對我而言，故土遠不止於一個地理概念，它更關乎記憶、語言、人際連結與文化傳承。即便我輾轉流離失所，巴勒斯坦始終活在我的內心深處。只要我記得祖輩傳承給我的故事，並堅持將其書寫下來，我就深知，我的故土絕不會被抹去。
郭佳：能否談談您所掌握的語言以及您與母語之間的關係？ 《我的聲音無法被炸毀》的法文版是從阿拉伯文翻譯直接翻譯而來，而您的首部詩集則是用英文出版的。您會用多種語言創作詩歌嗎？
哈馬納：阿拉伯語是我隨心而動的語言。它是母親說給我聽的第一語言，是祖父母用來講述巴勒斯坦故事的語言，也是我初次做夢時使用的語言。每次提筆寫作，我總會自然而然地回歸到阿拉伯語，因為從童年起它便用韻律、情感與文化記憶來塑造我。
儘管《我的聲音無法被炸毀》最初是以英語出版的，但其中的每一首詩其實都誕生於阿拉伯語。這部英文譯本的問世，離不開那些語言功底深厚，對詩歌內涵理解尊重的譯者們的精心翻譯與緊密合作。這次看到詩集作品直接從阿拉伯語譯成法語，對我來說又是一次令人感動的經驗。這讓我意識到，儘管語言各異，人類的情感仍能跨越語言的界限，產生共鳴。
我偶爾也會用英語寫作，特別是與世界各地的讀者交流或在社群媒體上分享簡短感悟的時候。但詩創作則別有不同。每當我寫詩時，我通常會先用阿拉伯語構思，因為意象往往會先在阿拉伯語中浮現。詞語的音韻、句子的節奏，甚至那份沉默本身，都首先屬於阿拉伯語，而後才屬於其他語言。
對我來說，翻譯不只是將一種語言的語句轉換成另一種語言，它更是一種基於信任的互動。好的譯者不僅傳達語句的意義，更會傳遞其內在的精髓。我很幸運能與那些優秀的譯者合作，他們在翻譯詩歌的同時，也將有關加薩、巴勒斯坦、記憶與希望的殘片嵌入新的語言之中。
每一次新的語言版本，都彷彿是在一間許多人認為已埋於廢墟之下的房屋裡開啟了一扇新窗。這讓我明白，文學不為疆域所限，即便作者無法遠行，詩歌仍能繼續它的旅程。
郭佳：看到自己的作品廣為流傳，有何感受？能否分享一下在詩歌網絡傳播過程中，那些令你難忘或有意義的經驗？
哈馬納：我生命中最大的悖論之一，便是我雖然無法離開加沙，但我的文字卻已遠播至這片土地之外。
讓我至為感動的是，我在沒有水電的難民帳篷裡，在無人機的噪音中寫下的詩歌，竟然能夠跨越山水，走進蒙特利爾、溫哥華、多倫多、得克薩斯、加利福尼亞、亞利桑那、巴塞羅那、巴黎、馬賽、斯旺西、卡迪夫、滕比、都靈、那不勒斯、托斯卡納、蘇黎世、布魯塞爾、奧列巴、英國無數個其他人無法列舉的中。每一篇譯文、每一次朗讀、每一個訊息都在提醒我：文學能夠建構獨有的，不受檢查站或國界限制的地理版圖。
對我而言，社群媒體早已超越了單純平台的意義。它變成一座橋樑，讓我藉此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譯者、作家、藝術家、學生、音樂人和讀者。他們將我的詩作譯成我從未想過會觸及的語言。他們將我的文字融入畫作，在文學節上朗誦，在書展上推廣。他們還直接給我寫信，分享我的詩句如何在他們的心中久久迴盪。
讓我深受觸動的是，當我身陷加薩之時，素不相識的人們卻在世界各地組織閱讀活動，朗誦《我的聲音無法被炸毀》。他們將我的文字帶到了我無法親臨的地方，讓我明白，一旦文學作品公之於眾，它便不再屬於某一個人，而是融入到人類的共同敘事當中。
我所獲得的最大回報莫過於發現「同情」同樣能夠跨越山海。在難以想像的滿目瘡痍中，我收穫了遍布全球的友誼。許多人因著詩歌與我結識，也因著對人性尊嚴、正義與希望的共同信念而選擇駐留。
我收到的每一則留言，雖然語言各異，但都在傳遞著同樣的訊息，即沒有任何圍牆能夠高到足以阻擋同理心，也沒有任何炸彈的威力能夠蓋過真誠的聲音。
郭佳：您最喜歡的作家有哪些？對您影響最深的人或書籍又是哪些？您最近還在創作新的詩嗎？您最近一切都好嗎？
哈馬納：我覺得每位作家的心裡都藏著一座小小的圖書館，我也不例外。
在巴勒斯坦作家中，加桑·卡納法尼（Ghassan Kanafani）讓我明白，文學與正義密不可分。他的作品向我展示了即便身處流亡之中，文學故事依然能夠發揮對身分認同、尊嚴與集體記憶的守護作用。他的小說，尤其是《重返海法》（Returning to Haifa）、《陽光下的人們》（Men in the Sun）和《烏姆·薩阿德》（Umm Saad），至今仍是我理解文學與巴勒斯坦的重要讀物。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揭示了語言所蘊含的音樂性，並將故土這一概念昇華為既親密又具有普世意義的存在。我最喜歡他的作品是《蝴蝶效應》（A Butterfly Effect）。因其優美的文筆、深刻的智慧以及那份靜謐的希望，我對此書百看不厭。從艾米爾·哈比比（Emile Habibi）那裡，我領悟了反諷所蘊含的無聲力量，也看到了希望如何在絕境中依然得以存續。易卜拉欣·圖坎（Ibrahim Tuqan）和法德瓦·圖坎（Fadwa Tuqan）則讓我意識到，詩歌在承載民族記憶的同時，還能寄託深沉的個人情感。
除了巴勒斯坦文學，巴德爾·沙基爾·賽亞卜（Badr Shakir al-Sayyab）的作品也拓寬了我對現代阿拉伯詩歌的理解。他詩作中的意象、韻律與情感深度讓我領悟到，詩歌既可以植根於故土，又能向整個人類發出共鳴。卡赫里·紀伯蘭（Kahlil Gibran）也是我重要的精神同道，他將哲學、靈性與質樸語言融為一體的風格，使其作品能夠跨越世代，歷久彌新。拉德瓦·阿舒爾（Radwa Ashour）的小說《坦圖拉》（The Tantoura）同樣令我印象深刻，它讓我看到了文學如何存留記憶，世代傳承。
此外，對我產生深遠影響的書籍還包括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阿爾貝·加繆的《鼠疫》（The Plague)、威爾·斯托爾（Will Storr）的《故事的科學》（The Science of Story）以及勒內·笛卡爾的哲學著作。這些作品不斷挑戰並重塑我對道德、人性、敘事藝術以及哲學的思考。
隨附的照片展示了我個人藏書中一部分，它們陪伴我度過了漫長的閱讀與寫作歲月。
我無意模仿這些作家。相反，他們讓我明白，每一代人都必須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我的詩作誕生於當下的加沙，源自難民營、被迫中斷的大學學業、童年的記憶、咖啡的香氣、清晨響起的費魯茲（Fairuz）音樂，以及那些因戰爭而被迫擱置的平凡夢想。這些經驗已化作我獨特的語言。
只要條件允許，我便堅持寫作。有時我會寫詩，有時寫散文、書信或零碎的片段。所有這些或許終將匯集成書。我學會了絕不強迫自己寫作。在某一時刻，光是活下去本身便已耗盡了我所有的力氣，成了我能寫出的唯一詩句。而在另外時刻，一個孩子微笑的畫面、廢墟旁生長的一株小橄欖樹、一隻重返藍天的飛鳥便能開啟一整首詩歌的靈感之門。
至於近況，我仍然與家人住在加薩。像這裡的每一個人一樣，我們每天都面臨著不確定性。然而，我始終堅信明天。我依然夢想著完成大學學業、自由旅行、與讀者見面、種植橄欖樹，並終有一天能寫出關於重建、喜悅與和平的文字，而不僅僅是關於生存的記錄。
只要我還能寫作，我就知道希望並未離我而去。
在結束之前，我想分享一個簡單的願望。
像許多年輕人一樣，我夢想外出旅行，這不是為了逃避自己的身份，而是為了拓展自己的身份。我想見識廣闊的世界，漫步於博物館和圖書館，坐在作家們聚集的咖啡館裡，探索新的文化，並結識那些來自不同大陸，使用不同語言傳播我的詩作的人們。多年來，我的文字替我抵達了那些我無法親身前往的地方。我希望有一天，我能親自抵達那些地方。
我還夢想著繼續深造，攻讀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的碩士學位，並最終獲得博士學位。對我而言，知識是另一種形式的抵抗。我希望致力於人權、國際法、正義與和平事業的相關研究與寫作，並為建構一個尊嚴受到保護而非遭到剝奪的世界貢獻一份微薄之力。
今天，我懇請國際社會、學術機構、文化組織以及捍衛人權的國家伸出援手，為我開闢一條安全的出行通道，讓這個未來成為可能。這不僅是個人的願望，它更是對生存、求知與寫作的渴望，以便有朝一日學成歸來，我夠服務我的人民，並為我們共同的人類事業做出貢獻。
我相信，在政治築起高牆之處，文學能夠架起橋樑。既然我的詩作已經傳遍世界，也許有一天，我也能親身走向世界。
無論如何，我始終是巴勒斯坦人，也會堅持播種希望、心懷夢想，努力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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