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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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丘琦欣
去年，我在學校的巴勒斯坦抗議營地裡，曾和一位猶太復國主義者對峙。他指著地圖笑我：「巴勒斯坦在哪裡？這裡只有以色列。」
那一刻，我再次強烈感受到：有些身份、有些記憶，其存在本身就是不被允許的，比如福爾摩沙，比如巴勒斯坦。不是因為行為，而是因為存在本身。這也是真實發生在圖博、東突厥斯坦、香港、南蒙古以及中國的情境：關於天安門大屠殺的任何記憶，存在本身，就是罪。
年復一年，每當六月來臨，燭光再次在世界各地點亮。從台北自由廣場到紐約華埠的紀念會場，從香港曾經的維園到如今流散海外的港人社群，無數人高舉標語、朗讀詩歌、默哀悼念——以紀念「六四」，紀念那場自1989年以來，被無數官方語言企圖抹去的、仍在傷口中延宕的屠殺。
然而，我們必須追問：我們紀念的是什麼？我們為誰而紀念？
紀念行動不僅僅是對過去的回顧，更是對當下與未來的政治選擇。而這些選擇，往往被兩條敘事路徑所分裂：一是親美反中的冷戰敘事，另一是植根於集體解放的解殖敘事。前者將1989年簡化為一場民主對專制的對決，是中國式共產極權與西方自由世界之間的對撞；後者則把天安門視為全球反壓迫鬥爭鏈條中的一環，與亞非拉的解殖、第三世界的自主、以及全球被邊緣化者的權利訴求相連結。
天安門與冷戰敘事
六四紀念長年來被置於冷戰語境之中，被視為東西對抗中的一場意外插曲——東方極權內部突然出現的自由火花。這類敘事將天安門運動與蘇東劇變並置，強調中國抗議者對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嚮往，並由此建立一種線性邏輯：自由屬於西方，專制屬於東方，民主即親美，反共即正義。
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邏輯簡化了複雜的政治現實。當美國政治右傾，曾被讚頌的「六四精神」迅速變得尷尬。對酷兒權利的支持、對巴勒斯坦人的聲援，在美國主流政治與保守華人社群中日益被視為威脅。在這樣的脈絡下，六四成為一個「可被紀念」的事件，條件是要與特定的美式價值觀綁定，並迴避其他被壓迫者的處境。當任何共情巴勒斯坦的語言一出，紀念的空間往往即刻崩解。
更進一步，冷戰敘事在處理中國周邊的民族與地緣政治問題時，展現出一種工具性邏輯。圖博、台灣、維吾爾的存在與抗爭被納入「中國問題」的延長線，被視為中共專制的附帶證據。這種立場有意無意地剝奪了這些地區的主體性，將其自決訴求簡化為「中國民主化」的一部分。由此產生的邏輯悖論是明顯的：當地社群的反殖民鬥爭被去激進化，僅剩對中共政權的負面佐證價值。
冷戰框架同時對台灣提出一種隱性道德命令。當中國民主尚未實現，台灣、圖博、維吾爾便被期望承擔起「華人爭自由」的責任。台灣人若不全力聲援中國民主，就被標籤為「自私的」、「逃避歷史責任」的群體。圖博、維吾爾更常在不被詢問的情況下，被當作中國議題中的素材與象徵，而非作為獨立政治主體而存在。
此外，天安門運動也與韓國光州事件經常被並列，試圖建構一種東亞民主覺醒的共同記憶。但光州大屠殺的實施者正是親美陣營中最具代表性的軍事獨裁者全斗煥，其權力根基來自美軍與一心會軍閥的支持。將其與天安門並論的做法恰恰表現出「親美即民主、反美即獨裁」這類把地緣政治道德化的敘事是不符合歷史的事實的。
在冷戰敘事主導下，六四的紀念被架構為一場敘述控制的工程。它要求紀念者配合某種國際政治邏輯，而非忠實於記憶本身的裂痕與現實中的交錯壓迫。一旦偏離預設劇本，其他記憶、其他創傷、其他抵抗便被排除在敘事之外。正義因此被選擇性分配，記憶因此被格式化儲存。
出路在於將天安門事件從冷戰敘事中解放出來，並置於全球解殖與集體解放的脈絡中，揭示其與其他抗爭場域之間潛在的歷史連結與情感同構。1989年的北京，從未是歷史的孤島；那一年春夏之交的裂縫，也並非只屬於「中國」一國的內政。
集體解放視野下的天安門
同年3月，拉薩發生持續數週的抗議與抵抗，回應的是自1959年以來對西藏自治與宗教自由的長期鎮壓。藏人於大昭寺周邊集結，高喊口號，並遭到武警與軍隊的血腥鎮壓。這場事件常被從1989年的全球記憶中忽略，原因之一，正是它無法納入「漢人追求自由」的單線敘事，而指向一種與漢人不同的主體性與歷史創傷。
5月，在東突厥斯坦的烏魯木齊等地，也曾爆發大規模的群眾抗議。當地維吾爾青年提出的訴求更聚焦於反對針對伊斯蘭教的污衊性出版物、反對族群歧視、資源掠奪與語言文化壓制。這些抗爭的存在提醒人們：1989年的政治動盪不僅是一場對民主的呼喊，更是一場對帝國內部壓迫結構的質疑，而這些壓迫橫跨語言、宗教與種族。
在地理上更為遙遠的台灣，1989年的六四紀念最初亦並非出自「中國民主運動」的延續意識，而是由自我定位為「中國正統」的保守政客所主導。趙少康等國民黨深藍派人物發起名為《歷史的傷口》的聲援歌曲，試圖將北京的學生運動包裝為中華民族整體受難的延伸。這種敘事的潛台詞是：兩岸同文同種，六四是骨肉相殘，唯有「中華民國」能延續真正的中華精神。
自1990年代以降，隨著台灣的本土化運動與民主進程推進，六四紀念逐漸從「血濃於水」的民族敘事中脫離，轉而嵌入更廣義的政治倫理中。野百合學運、反核運動、原住民族正名運動、太陽花運動，一步步構築出台灣作為一個政治主體的國族認同。在這條平行時間軸上，六四成為一種普世政治暴力的象徵，而不再是「中華正統在台灣」的民族主義宣傳。
近年的紀念實踐中，台灣社會以及海外亞裔流散社區對六四的態度更加複雜與多元。部分行動者選擇以六四作為反對威權復辟的象徵，對準的是北京對台軍事與政治的吞併壓力。也有不少聲音將六四視為一面鏡子，映照自身尚未完成的轉型正義工程，並與原住民、移工、性別少數等群體的抗爭歷史產生連結。在這種敘事轉化下，六四的紀念逐漸從「中國人的內部哀悼」變為對「帝國主義侵略與政治暴力」的普遍控訴。
紀念不再只是紀念死亡，也成為主體性的宣告。在不同地理位置與政治經驗之中，1989年作為符碼的意義不斷被重寫。正是在這樣的交錯中，六四得以脫離民族國家的紀念機制，進入一種去疆界的記憶場域：在那裡，語言、族群、國界皆不構成壁壘，壓迫與抗爭構成連結。
在帝國治理的語境中，記憶並非中立的遺產，而是一種可被授權、也可被抹除的政治資源。誰的創傷得以被紀念、誰的歷史能被命名，取決於其身分是否被權力體系所容許。六四紀念的逐漸邊緣化，正是這種選擇性記憶治理的一個案例；而在更深層的結構裡，整個主體身分本身，也可被定義為「非法」、「不該存在」的對象：這就是「非人化」。
共通的殖民統治邏輯
在台灣，公民李明哲於2017年赴中國探親期間被捕，後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審判。審判全程以李為中國公民對待，否認其台灣國籍與身份，並以「中國內部反共分子」的框架進行編碼。這種司法操作實質上不僅是對政治言論的懲罰，更是對台灣政治主體性的否定。李的存在被簡化為「中國的一部分中的異議者」，台灣作為一個區別性政治實體的輪廓在國家語言中被抹平。
在西藏，藏語文教育的空間正在快速消失。大量以藏語授課的學校被關閉，師資與教材遭全面漢化。語言作為文化記憶與群體認同的載體，其消亡等同於歷史的刪除與未來想像的阻斷。同樣地，在東突厥斯坦地區，被稱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的再教育營，實質上是大規模隔離、強迫勞動與思想改造的監禁系統。身為維吾爾人，僅此一項身份，即可成為被國家預設為敵人的充分條件。這不只是針對宗教或行為，而是對存在本身的指控。
在加薩，地理封鎖與人口管理構成一種制度性的懲罰式生存。巴勒斯坦人欲出境、就醫、就學，須通過重重檢查站，許可制與集體懲罰制度並行。在此背景下，國族身分與空間位置成為懲罰的基礎。並非因為個人所做所為，而是因為身為巴勒斯坦人——即因為存在——即構成風險。
這種將「存在」本身視為威脅的殖民治理邏輯，並非中國或以色列所獨有，而是廣泛內建於帝國體制中的控制邏輯。在美國，非裔群體長期面對制度性暴力與犯罪化框架，George Floyd事件只是其中之一。當被壓迫群體的生命在警察的膝蓋下失去呼吸，所暴露的不僅是個別事件的殘酷，而是整體體系對其存在合法性的根本否認。
在中國，酷兒社群與工人組織者的處境同樣遭到全面噤聲。無論是LGBT+社群的公共空間解散、相關論述被下架，或是獨立工運組織被認定為「境外勢力滲透」，其共同指向皆是「不可見」的治理策略。國家話語不僅消音，更構造出一個從未存在過的虛假現實，在其中，沒有受害者，沒有對抗者，沒有邊緣，只剩「穩定」。
於是，「記憶」本身成為禁忌，身分即是犯罪，存在即構成風險。在這種治理語境下，不同地區的被壓迫者並非各自為政，而是在同一政治邏輯下被去人化、被隔離、被消聲。這不僅是對異議的打壓，更是對身份認同本體的構造性否定。
當被壓迫者的存在本身被定義為威脅，當記憶被制度性地壓制與刪除，所需的不是更強的歸順論述，而是超越疆界的解放聯結。在這樣的歷史結構中，無法僅以民族、國籍、語言或宗教劃定抵抗的邊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由經驗連通與制度暴力共構所形成的精神血脈。這並非出於抽象的同情，而是在同樣被剝奪命名權、發聲權與生存權的現實下，所產生的具體關聯。
天安門屠殺，不應僅被理解為一場民族國家的創傷事件，而應放置於一整套帝國暴力與現代國家治理邏輯之中。這種暴力同時發生在拉薩的街頭、喀什的清真寺、自由廣場的燭光之間，也存在於光州血腥鎮壓的影像、加薩破碎牆垣的廢墟，與美國城市警車下的街道。記憶不是彼此競逐的悲劇排行榜，而是彼此呼應的控訴。這些經驗的連結，構成了反對非人化的道德基礎。
超越救世主敘事的解放
在國族主義與冷戰敘事所主導的語境中，解放往往被描繪為「一群人幫助另一群人」的單向工程。這種結構在六四紀念與中國民主話語中尤為明顯——台灣、圖博、維吾爾被期待「幫助中國人爭自由」，其自身的痛苦與權利被排擠至次要地位。但共同解放的倫理邏輯，拒絕這種中心—邊緣的框架。它要求打破援助者與被援助者的階序，轉而看見彼此在政治壓迫結構中遭遇的同質經驗，並以此為基礎建立串連與責任。
從北京到拉薩、從台北到喀什、從光州到加薩、從明尼阿波利斯到香港，遍布各地的壓迫者語言相似，治理手段相似，所懼怕的對象也相似——記憶、自主、連結與存在。而正是在這些壓迫的縫隙中，記憶彼此相望，發生連結，構成一種非官方的、去中心化的歷史。這種聯結拒絕被國界、陣營、宗教劃定。它不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民主擴散工程，也不是以美國為中介的「普世價值」輸出。它源於受壓者之間對彼此處境的理解與情感記憶的交匯，是一種建立在共同傷痕之上的想像共同體——不為紀念而紀念，不為和解而抹去，而是在被剝奪與沉默之中，重構存有的邊界與語言，並且共同想像一個屬於彼此的集體解放的世界。
而這個世界必然也包括：
自由的福爾摩沙，
自由的圖博，
自由的巴勒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