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黃金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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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陳黃金菊
編輯:詹斯閔

十月中下旬,東京大學正式宣佈其從明年開始的學費調漲計畫。大學部與碩士班原先一年的學費為535800日圓,調漲為642960日圓。兩者間的差別僅在於,碩士班的新學費適用對象是20294月以降入學的學生,而大學部的適用對象則是明年開始入學的新生。

事實上,東大學費調漲風波已延燒好一段時間。六月份學生便要求與東大校長直接談判,但校長除了避不見面以外,還要求使用警力驅離學生。一直到最近,都還有許多人關心學費調漲的問題,例如九月十八日下午,東京大學安田講堂前便聚集了大量學生與聲援者,一同抗議校方不與學生討論便恣意調漲學費。

雖說問題出在東大,但整起學費調漲爭議能追溯至慶應義塾大學校長伊藤公平的「提案」。伊藤與文部科学省開會時,提議將國立與公立大學的學費調漲100萬日圓,藉此在「提升教育水準」之際也能造就國公私立大學之間的「公平競爭」。

伊藤的思路很單純:就招生而言,私立大學難與公立大學競爭的主因就是學費。公立學費太便宜了。慶應大學平均一年學費是140萬日圓,而日本國定的學費則大約是53萬日圓(國立與公立大學能自行斟酌調漲20%)。國公立大學的學費如此「便宜」,學生當然都一窩蜂以國公立大學為志願,而非私校。這對伊藤公平來講太不公平了。

在東大校長藤井輝夫看來,即便東大是國立大學,調漲學費也有其必要性——學費調漲後,學校便有更多的經費來提升東大的競爭力。因此,藤井雖然沒有調漲100萬,但卻提高了將近20%。當然,藤井並非沒有應對措施。有鑒於學費調漲,東大也會釋出更多獎學金的管道。

階級複製

藤井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問題不出在獎學金。東大的新學費方案的配套措施也很失焦:新入學的大學部新生與碩士班學生若家庭年收入在600萬以下(且國籍限定為日本人),能全額免除學費。(現行方針為400萬以下。)

藤井輝夫顯然不理解東大自己對東大學生做的調查。早在2020年,東大學生委員會就已在「學生生活實態調查結果報告書」中指出,該校有八成以上(85.1%)的學生沒有申請獎學金,而不申請的學生中有六成以上(63.9%)是因為「沒有必要申請」。與此同時,接近九成(89.5%)學生的學費是由家庭支付。

此外,2020年日本家庭平均所得約564萬,東大學生中卻有七成家庭平均所得高於750萬。而在上東大以前就居住在首都東京的學生佔四分之一以上。今年一份以一百名東大學生為調查對象的報告亦指出,家庭年收600萬以上的學生佔78%800萬以上則是61%

這些統計首先明白告訴我們,東大需要獎學金的學生並不多。換句話說,提供多一點申請獎學金的管道並無濟於事。即便家庭年收600萬以下的學生免學費,還是有超過六、七成的學生不需要(或不能)申請補助。

再者,東大有許多家境優渥(或至少高於平均值)的學生,這亦表示家境與升學率有一定的關係。大多情況下,對於家境優渥的學生而言,除了可以(被迫)補習以外,也不用特別騰出時間打工。而在面試時,許多家境良好的學生也能有較為從容且自信的表現。

如果說在日本或東亞這類學歷社會中,學歷對於未來的工作會產生極大的影響,那麼,調漲學費無異於更加劇階級複製的現象,讓更多家境不佳的年輕人更加缺少階級流動的機會。

抗議的學生清楚理解這點。他們不僅要求校長要與學生(大學的主體)商議,更有人主張全面免學費。

教育商品化

所以,經費怎麼辦?

免學費的話,大學經費怎麼辦?國立大學學費如此「低廉」,私校招不到學生的話,經費怎麼辦?國立大學不調漲學費的話,國立大學經費怎麼辦?

無論伊藤或藤井,問題都圍繞著經費打轉。但問題不出在經費,問題出在教育問題被化約為經費問題。為什麼?因為兩人雖(應該)是教育者,但卻是以企業經營者的角度看待教育「市場」。

就日本而言,這問題最早應能追溯到2004年。彼時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開始了針對國立與公立大學的法人化政策,也就是賦予大學法人格,讓其更有「獨立性」,能在財務、人事等資源調度上更有彈性與自主性。然而,大學法人化不過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招牌政策之一。這就跟國營企業民營化一樣的道理,實際上不過是國家藉著私有化來免除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如果大學要自己替自己負責的話,政府到底要幹嘛?繳稅到底要幹嘛?

另一個問題在於,作為教育機構的大學一旦法人化之後,便容易步上企業化的道路,以企業的邏輯辦學、以招募企業人才的邏輯招生,並以「市場原理」來淘汰無法獲利的系所。在臺灣,教育商品化/市場化的嚴重性甚至促成全國性高等教育工會的立,並提出「教育公共化」與之抗衡。

無論國公私立大學,反正只要學費太低就無法競爭,這就是教育商品化的問題之一。對藤井來說,學費太低的話,東大(企業)就無法更新設備,因此也無法與別的學校(企業)競爭。這是很基本的市場競爭邏輯。伊藤的邏輯比較特別。對伊藤來講,能吸引學生的不是低學費、良好師資、扎實的課程安排或精良的設備,否則他大可以調降慶應的學費,而非要求國公立大學漲學費。伊藤在意的是如何讓別的學校(企業)不要從他這裡搶學生(客戶)。

與其加入「經費不足怎麼競爭」的討論,不如先質疑競爭邏輯為何能套用至教育。「義務教育」的存在本身——無論這套制度的根源為何——便代表教育是國家應當負起的義務,而並非可以市場化、商品化的對象。教育就像許多公共服務一樣,都不是可以兜售的商品。

在臺灣,許多「偏鄉」資源匱乏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許多公共服務被私有化之後,「偏鄉」因為「偏僻」、人少、無法獲利而被排除在外。如果偏鄉的通勤班次減少甚至直接把站牌拔掉,那麼,除了就學、就業不便以外,還可能造成就醫不便這類「健康不平等」的現象。

再重申一次,教育不是在市場上兜售的商品。獲利不僅不是主要考量,甚至不該納入考量。

反對教育的新自由主義化

臺灣早已出現高教崩壞的現象:私校倒閉之際董事變賣校產、以低薪大量聘用兼職教師來取代正式教職、產學合作導致沒辦法跟「產」合作的「學科」難以存活等等,都是時有所聞的現象。但臺灣好像還沒有私校校長敢這樣「喊價」的。

對於來自臺灣的我與友人來說,這次的學費調漲簡直不可思議。一方面在於這種公然「喊價」的行為令人感到不可思議,另一方面在於,臺灣學生的負擔(與階級複製)已經很重了,日本卻更嚴重,且情況仍在惡化。

臺灣大學學費本身就相當高昂(當然,還是沒辦法跟美國比),公立大學平均一年大概要50000元,而私立則平均要100000元。如果把最低時薪抓185,要付學費的話,公立大學的學生一年得打工270小時,私校學生則是540小時。而這還只是賺學費而已。

日本呢?事實上,雖然伊藤指控日本國立大學「太便宜」,但這筆學費對日本學生來講其實是很大的負擔。如果我們把日本的最低時薪抓在1050日圓,即便學費沒有調漲,學生一年也必須花512小時打工來賺學費。調漲後則直接多出100小時,到612小時。

無論台灣還是日本,也無論公私校,這幾百小時都只是賺學費而已,教科書、房租、伙食、休閒娛樂等,都還沒算在內。即便考上大學,因繳不出學費而被退學的學生也大有人在。大學畢業後要花大量時間還學貸,學貸還清以前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人,也大有人在。

事實上,東大學生的抗爭不只是關乎東大學生,也關乎日本的整個高等教育界。更有甚者,我們甚至可以說,這跟台灣也息息相關。一方面,這是新自由主義跨國傳播的一環,另一方面,各國的保守政治家往往喜歡借鏡別國的倒退案例,來證成自己的論點。擁核團體與政黨時常以日本重啟核電廠為例來主張臺灣也需要重啟核電,就是一個顯例。無論人是否在日本,或是否是大學生,都必須盡可能停下教育新自由主義化的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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