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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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洪延平
編輯：胡景祥

一般來說，在 Animal Save 活動中，參與者們會親眼目睹動物的艱困處境，並試著安撫那些正要被宰殺的動物們。參與者們通常會與屠宰場老闆溝通得以進入屠宰場，或者有時候則會在卡車停紅綠燈時藉機與動物短暫相處。2021 至 2023 年間， Taipei Animal Save 在萬華屠宰場前舉行了兩次活動，此屠宰場正式且「好聽」的名稱是「台北家禽批發市場」。然而，在台北，工業化規模的屠宰場不太可能允許活動參與者參觀，也沒有安全的地方讓他們與動物互動。因此，參與者只能駐留在屠宰場外，從門口看著雞緊緊地關在籠子裡。Save 活動從傍晚開始，但參與者並沒有留下來觀看通常在午夜前後開始的宰殺作業。

佳玲，活動參與者。2023。圖片：洪延平

2015 年，Anita Krajnc 在多倫多遛狗時遇到一輛運豬的卡車。親眼目睹了豬群的困境後，Krajnk 決定定期給卡車上的豬群餵水。Krajnc 卻因這樣簡單給豬喝水的行為而被指控犯有刑事罪，隨後在 2017 年獲判無罪。Toronto Pig Save 於 2010 年正式成立，迄今為止，全世界大約有一千個 Animal Save 團體。

由於 Animal Save 的核心理念、情感和願景等，在在都與其他動物相關團體不同。在動物運動社群裡，可能因為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打造的動物解放基礎論述，組織和運動人士的知識基礎常常帶有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思維。辛格強調最大利益的功利主義影響之下，許多動物倡議者會專注於宣傳純素食主義以增加純素食者的數量。相比之下，Save 的知識基礎是甘地和托爾斯泰，他們強調以非暴力行動促進社會變革，並認為親眼見證是一種超越（transcendence）。換句話說，非暴力（ahimsa） 和信仰（faith）是 Save 的核心價值。這並不是說辛格的功利主義觀點對 Save 參與者毫無作用，而是因為這些來自非西方的影響而讓 Save 運動表現出不同的感性。

Eva，2023。圖片：洪延平

在組織戰術和結構方面，Animal Save 運動也大不相同。與傳統的非營利組織不同， Save 的組織結構是一種混合模式：它同時是社會運動也是一個組織。由組織中心制定規則，例如行為準則和社交媒體政策，而在組織外圍，任何遵守這些規則的人都可以成立分會。這種結構的優勢使 Save 能夠利用社會能量，引導朝向共同的目標前進。對於運動者來說，Save 的政策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空間和既定的運作模板，雖然組織混亂一直是大多數社會運動的危機，但目前為止，Save 能夠很好地發揮作用，平衡組織要「有序」以及運動要「彈性」兩者需求之間的緊張關係。然而 Save 不是動物倡議組織中唯一採用這種混合模式的組織，但卻是少數沒有公開爭議和衝突的組織之一。

Save 活動。 2023。圖片：洪延平

2020 年 6 月 19 日，一名卡車司機撞死了 Save 參與者蕾根·羅素（Regan Russell）。羅素遭撞、被碾、拖行，身體切成兩半。該司機於 2021 年被指控粗心駕駛（careless driving），這甚至不是一項刑事指控，並於 2023 年認罪罰款 2000 加拿大幣。相形之下，Krajnc 在 2015 年餵豬喝水卻面臨了刑事指控，並可能被判處最高 10 年刑期。根據目擊者的說法，司機就算不是殺人也至少是危險駕駛（neglect），但這種致人於死的行為被調查人員認定是非犯罪行為，而且警方從未公布過錄影片段。

阻滯交通是北美抗議活動的常用策略。例如，最著名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是堵住布魯克林大橋。更不用說，在 Black Lives Matter 達到頂峰時，封阻交通和接管道路幾乎可說是所有抗議活動中都可以料想得到、司空見慣的事情。很難想像一名社運人士這樣遇害卻沒有引起廣泛的憤怒，例如夏綠蒂鎮的案例。但遺憾的是，羅素的悲劇只在動物保護倡議社群內廣為人知。

2014年，Black Lives Matter 示威遊行者，佔領了高速公路以及道路。圖片：洪延平

羅素案例相對默默無聞，不幸的證明了，這個社會上大多數人並不在意動物保護運動。所以有趣的問題是，為什麼倡議者們持續參與 Save 活動呢？托爾斯泰的洞見或許就是真相：「當另一個生物的痛苦使你感到痛苦時，不要屈服於那最一開始想逃離受苦者的想法，相反地，要靠近，盡可能地靠近受苦的她，並盡力幫助她」。而為什麼願意讓自己遭受如此痛苦的經歷呢？為了找到答案，我採訪了一些參與者，問問他們為什麼讓自己接受這種經歷。

對於多次參加 Save 活動的嵐來說，參加活動可以提醒她為什麼是維根主義者（vegan），「我們的生活環境通常比較少看到寵物以外的動物，隨著當 vegan 的時間久了，最初讓我們轉念的動機也會變得稍微黯淡，如果看到這些受苦的動物又會再強化自己的初衷」。面對公眾，她希望透過參加 Save 活動，工人和路人將有機會了解並可能改變，「Save 這個活動是和平的，因此是可以長久的，如果能長久地做，固定時間就去那裡，久了就能夠影響人。因為我們站在那裡就是在提醒他們，喚醒他們的良知。儘管是合法的，但或許這件事並不真的對」。

嵐。2021。圖片：洪延平

對於第一次參加的汪來說，參加 Save 活動是增強決心的一種方式。對她來說，在社交媒體上看照片總是不好受的經歷，但她發現目睹屠宰讓她有勇氣走進市場看看遭肢解的動物，而 Save 這種形式的活動可以幫助她應對恐懼，「如果心可以碎成粉，灰飛煙滅，那麼到時候再殘酷的事也都不怕了」。

Jasmine，2021 (左) & 2023 (右)。圖片：洪延平

2021 年還是高中生的 Jasmine，成為 vegan 一年多後，為了親眼目睹和見證動物的重要性，從高雄前往台北參加 Save活動。親眼見證肯定對她有產生情感上的影響，「這次來屠宰場，我深感震撼，無奈地望著肉食系統下的受害者，飢餓口渴、擠在狹小的籠子裡，待人宰割。昏暗的屠宰場裡疊著一籠一籠有感知、會恐懼的生命，「籠」罩沉重、壓抑的氣息 」。然而，那天晚上 Jasmine 經歷的不僅僅是負面情緒，更堅定了她的決心，「這些無助、畏縮的雞，是我們行動的原因、堅持的動力，使我踏上維根道路的腳步更加穩固、堅定。縱使站在晦暗的屠宰場旁，每個推廣著們心中所抱持的理想與決心卻益發明亮了。原來極度的悲傷與極度的希望就是在此時存在！」

2023年，我在 Save 活動中再次遇見了 Jasmine，她現在是大學生。過了兩年，她還是保持著動保倡議的動力，近來也與政大永續社辦了一個純素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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