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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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蔡博德
編輯:胡景祥

亞洲人與亞裔美國人之間缺乏互相了解,務必改善這個情況。

在台灣和中國大陸,大多數人通常不怎麼了解亞裔美國人在美國的奮鬥拼搏。華裔與亞裔切身相關的議題如 : 亞裔美國人認同、代表權、話語權、種族歧視以及美國政治衝突,對他們個人意義不大,他們的日常生活好像也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我訪談的許多台灣和中國留學生都說,國內對近期爆發關於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原住民社群受到仇恨暴力,雖令人震驚卻覺得遙遠。華文媒體也缺乏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深度報導,通常是熱情地稱讚華裔的成功,或是批評美國種族歧視的氾濫。

另一方面,很多華裔美國人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社會與政治,了解認知很有限。不少華裔美國人,在一個亞裔為少數族裔國家的環境下,擁抱中華傳統文化來尋找、建立自己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然而,對影響中國或台灣的政治與社會議題,卻漠然置之。甚至,受到高度關注的議題,如:人權、公民社會、香港國安法或台灣對中共滲透之虞,對華裔美國人而言顯得遙遠陌生。

雙方對彼此的認識,因為地理、政治、社會及文化的差異,顯得不足且片面。不過當今,談論一方的政治與社會議題,無法不涉及到另一方的相關議題。譬如說,提及中共對全球及美國的滲透手段,就得談起華裔美國人,與其在美的慘痛種族歧視和種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的歷史。找出反亞裔種族主義的根源,也與中國和中美關係息息相關。面對美國種族仇恨犯罪的急迫性,加上日益凸顯緊張的美中關係,使得關心政治的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必須進一步了解對方。

在本文裡,我從個人的背景和學術研究的領域,來探討關於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如何影響台裔美國人與華裔美國人。對文化與政治的分析,大多數適用於華裔美國人,許多部分也可擴展到東亞人和東亞裔族群。但是,亞裔和太平洋原住民社群有著多元性和多樣性的經驗及政治角度,某些是本文論點不適用的。團結卻是全美國亞裔社群所必要的。

台灣人和中國人怎麼看待ABC:兩種形象

大部分在中國與台灣的人,對華裔和亞裔美國人持著膚淺的了解。華文媒體報導裡,對亞裔美國人塑造了兩個不同的形象。一方面,華裔美國人被視為「成功的模範生」,為國家帶來榮耀,就像「台灣之光」和「以華人為傲」等流行詞。另一方面,他們眼中的 ABC(American-Born Chinese,美國華裔)是一個被壓迫、深陷於自我認同危機的族群。這兩種矛盾並存,成功及失敗的極端形象,其實忽略了華裔美國人以及亞裔美國人更為複雜且微妙的歷史。

所謂成功的華裔美國人與少數族群模範生的刻板印象

有些人看到華裔的第一個印象,會把他們想成是成功、富裕的「少數族群模範生」。在美國社會裡「少數族群模範生」有其曲折的歷史涵意;但「少數族群模範生」的形象,在華文媒體中也普遍存在,有另一種寓意,那就是「帶給我們榮耀、成功的華裔美國人」。

最近,中文媒體紛紛報導,稱讚華裔美國人的成功榮耀,如台裔作者游朝凱(Charles Yu)的小說「唐人街內部」(Interior Chinatown)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戴琪(Katherine Tai)成為首位台裔美國貿易代表,及楊安澤參選紐約市長。2月下旬,北京出生的趙婷(Chloe Zhao)執導電影「遊牧人生」(Nomadland)贏得了金球獎最佳導演,引起了華文界的廣泛報導,稱她為「華人之光」。不過隨後,趙婷因曾經批評中共,並說:「現在我的國家是美國」而在中國引發爭議,電影遭中國社群媒體──微博與豆瓣──的封殺。[1]

誠然,這些成就值得稱讚,但卻不可只看這些,而忽視了華裔美國人和亞裔美國人的掙扎奮鬥。正如美國媒體經常指出,「少數族裔模範生」是刻板印象,並不準確。這標籤貼在所有亞裔美國人身上,掩蓋了這群體的多樣性。富人和貧困線以下的這兩個階層,亞裔美國人所佔比例高於美國人口平均。在《亞裔美國的創生:一部歷史》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裡,李漪蓮(Erika Lee)表示,雖然跟所有美國成年人相比,有更多的亞裔美國人獲得了學士學位,但在 2015 年,亞裔美國人受高中九年或以下教育的人數,卻也低於全美國平均人數。在華裔人群當中,這種薪資差距極端化的現象也尤為明顯。雖然有高比例的華裔美國人,遠遠地超越美國最高薪資水準的門檻,但也有不少華裔人口活在貧困線之下,「在低薪的服務行業工作,住在擁擠的公寓裡」。李教授進一步指出,印度裔、華裔和日裔的平均薪資高於美國平均,但越裔、韓裔、菲裔和柬埔寨裔的平均薪資低於美國平均薪資。

華文世界對華裔美國人極為成功富有的印象,也許來自於美國 60 年代後採取的招攬技術移民政策。不少台灣美國人是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在冷戰的陰影下,台灣作為全球反共產主義努力的一份子,國民黨統治的台灣和美國,通過大規模的技術與學生交流,包括留學和移民,深化了兩國之間的關係。教授徐元音(Madeline Y. Hsu)在她的《好移民:黃禍如何成為模範少數族裔》(The Good Immigrants: How the Yellow Peril Became the Model Minority)裡解析了這一點,指出 1965 年的《移民與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又稱《哈特─凱勒法案》(Hart-Celler Act),除掉了以前歧視亞洲移民的國籍配額,並對「美國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特殊人才移民給予優先待遇。

此移民潮,導致了台灣那年代的一種「人才流失」。1967 年在美國,台灣人的 F 類學生簽證(Student F Visas)轉換公民身份的比率為 86.1%,在亞洲國家中最高。這些人有較高的學位,較好的職業,相對容易地融入美國社會和白人主流。1990 年,有 62% 的台灣移民,在來美時,至少就已經完成了四年的大學教育,相比之下,當年香港和中國大陸分別僅為 46% 和 31%。這點和受《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影響的前一代低技術中國移民有所不同。

從 60 年代後,不少受高等教育的國民黨精英赴美留學,甚至移民生根。同時,很多台灣的政治異議人士或台灣獨立活動人士,在二二八事件後,因為面臨著迫害、酷刑和鎮壓,而逃離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台灣,前往美國。許多台灣朋友向我指出,不管藍營、綠營,大部分台灣人都有親戚或朋友移民美國。這些關係讓台灣和台裔美國人產生了更深的聯結,而不陌生,造成了台灣對台裔美國人普遍的友好印象。

自從 1987 年以來,由於台灣解嚴、逐漸民主化、生活條件提高,台灣變得更加有吸引力。在這種情況之下,台灣的移民率趨於遞減而平穩。台灣移民潮減緩的同時,由於中國大陸已進入了改革開放的年代,學生交流和移民隨之開始顯著上升。有一些中國人是政治難民或異議人士,而逃往美國,但也有很多人並無政治動機,只是為了脫離當時仍極窮的國家,提高自己的生活水準。 如今,中國依然是美國留學生的主要來源國。

華文媒體印象中的華裔為富裕與位高的一群,源於二十世紀下半,從亞洲來的移民,華裔美國人在高薪資階層中所佔的比例如此之高的原因。但此種印象,僅部分正確,亞裔美國人族群有著繁多的種族、文化和社會經濟地位的經驗。就如學者克莉絲丁·蘇(Christine So)在她《經濟公民》寫的一樣,就算少數族群獲得了「高能見度,被大眾所熟識」有權力的崇高地位,種族分歧與掙扎不見得消失。她認為其實有一種一直存在「瀰漫在邊緣和主流之間的焦慮」。

所謂孤獨和被歧視的亞裔美國人

華文媒體,在「華人成就」報導的同時,另一方面,最近有不少媒體關注亞裔美國人遭襲擊、受歧視的事件。比如:在亞特蘭大對亞裔人的多起襲擊事件, 還有拜登政府撤銷控告耶魯大學招生歧視亞裔的決定,以及疫情下亞裔受到的廣泛偏見與歧視。

另外,近年在中國大陸主導輿論下,有將 ABC 視為孤獨、沒有權利的二等公民;含有民族主義意味的論調,越來越顯著的趨勢。在有些人眼中,做華裔美國人不如做一個「普通的中國人」。

2019 年,我在中國工作時,有朋友傳給我一篇文章,標題為〈不要移民美國!華裔二代真心話引起全球華人深思〉。這篇文章在 2017 年以部落格文章首次出現,也吸引了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的關注和報導。作者自稱為 30 歲的華裔,七歲跟父母從貧困的山西移民美國。在文章裡,作者把華裔美國人的經歷描繪成淒涼、孤獨和疏離。

「長在美國的華裔孩子」他寫:「很容易受其他種族孩子的欺負。進入社會之後也會經常受到很多變相的歧視。這些負面因素積少成多,能使很多 ABC 失去自尊和自信,播散失敗的種子。」

在他看來,ABC 沒有自己的認同歸屬感,活在美國和中國文化的「狹縫」之中。在美國人的圈子和中國人的圈子,這兩種群體裡,ABC 都同樣不被接納。因為他們的亞洲面孔,就算他們英文一樣好,甚至於比白人更好,但還是融入不了美國白人的主流文化。同時,由於在美國長大,ABC 已失去了在中國會有的歸屬感和「圈子」,總是被視為永遠的外國人。

作者進一步提到了很多華裔男性在美國經歷過的「閹割」(emasculation)。他說:「美國主流白人,尤其不尊重中國男生,白人很喜歡開中國男生的玩笑,覺得中國男生長得沒他們好看,體型沒有他們強壯,眼睛小。」亞裔美國人也沒有社會地位,他接著說,在「職場和社會一樣繼續受很多人的欺負」。雖然亞裔女生「比較受白人男生歡迎」,亞裔男生在白人女生居多的社會中,難以找到對象。

職場上,ABC 也有「很大的劣勢」,成年進入「主流的白人社會」,卻發現融入不了。在人際關係上,他們無法在以白人為主的職場被當自己人。作者自稱曾經在香港和美國投行工作過,觀察白人和中國人「混得相當不錯,可以搭建圈子」,ABC 卻很尷尬,兩方都不接受他們而被排擠在外。

他總結,中國人不應該「這麼著急把孩子帶到一個本身就瞧不起中國人的西方國家,讓他們在種族歧視的陰影下長大。我們就應該自豪地做我們的中國人,而不是強迫孩子當一個不是也當不了的西方人。」

誠然,作者在許多方面說得並沒有錯。從最近對亞裔的暴力案件可以體現出,美國的種族關係陷入了歷史上的低谷。對亞裔的負面刻板印象仍然充斥著整個美國社會。該作者所述的亞洲女人比男人較有優勢,過於簡單化。在西方,亞洲男性的「閹割化」和亞裔女性的「過度性化」(hypersexualization)和「物化」不可忽視,受到了許多深入的學術研究。3 月 16 日在美國亞特蘭大,六位亞洲女性被一名白人男性槍殺,這男人自稱有性上癮而想「消除誘惑」,是體現這一直存在的種族和性別因素的一個悲慘又令人憤怒的畫面。

也值得注意的是,〈不要移民美國〉這篇文章也不能代表全中國對華裔與亞裔美國人的全部輿論。許多研究發現,中國人對美國的看法有兩種,一種把美國的民主、文化和生活理想化、浪漫化。另一種則以愛國網民為主,痛批親美的主張為「不愛國」。但,與我交流過的中國留學生們,對華裔則有著多樣、多元的看法。

儘管如此,該作者所描繪慘淡失敗的場景,只是亞裔美國人多樣且豐富經歷中的一小部分。這篇文章忽略了亞裔美國人為了爭取平權和確立社會地位而抗爭的歷史與成績。此外,他也未提到,亞裔美國人創造出來的「第三空間」,在美國人和亞洲人之間,亞裔也能找到自己的認同。

「亞裔美國人」具備的力量

眾所周知,亞裔美國人歷史上,受到了美國白人的歧視與欺凌,被視為沒人性、奇異及外來的物種。後來,是「夠像白人一樣」的「模範少數族群」,被主流所接受的,是像機器人一樣的經濟貢獻者。根據珍妮佛·安·霍(Jennifer Ann Ho)的著作《亞裔美國文化的種族模糊性》(Racial Ambiguity in Asian American Culture),在美國,亞裔被稱為「東方人」(Oriental),這種稱呼是對亞洲人各種刻板印象的體現,因為這個詞包括一種外來且奇異的感覺、還有性化以及非人化的寓意。

但在 60 年代,華裔、日裔、菲裔、韓裔和其他亞裔開始將自己視為一個「泛種族」的共同體,積極地創造了「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這個稱呼,在社會中對美國主流宣示他們的存在並爭取平等地位,試圖擺脫上文提到的──對「東方人」(Oriental)的刻板印象。在白人種族主義者眼中,華人、日本人、菲律賓人和越南人都沒有區別,對亞裔美國人的歧視也不分血統。那麼形成更廣泛、泛亞洲的政治共同體,就可以團結各個群體,來共同對抗所有亞裔的種族歧視。

圖片:Georgetown Asian Pacific Islander Leadership Forum/臉書

在美國大學裡,建立了「亞裔美國人研究」科系的學術領域,是理解這一運動的關鍵。今天,「亞裔美國人研究」涵蓋範圍廣泛的學科,如珍妮佛·安·霍在她的著作中稱此學科包括:文學研究、文化研究、民族研究、歷史、政治學、藝術歷史、電影研究、傳播學、經濟學、音樂、表演研究、戲劇、婦女研究、酷兒研究、城市研究、公共政策、法律研究、公共衛生和許多其他領域。在這些多元領域裡,霍教授補充說,亞裔美國學提供了研究亞洲人在美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廣闊空間,同時也提供亞裔美國人多元發聲的平台,且挑戰亞裔美國人都是同質一體的錯誤認知。

對於很多移民族群而言,能參與到美國文化並在其中獲得存在感與地位,是被美國人認同及找到自己認同的一種方式。亞裔美國人創造藝術和文學,並建立學術領域來研究亞裔的文化與作品,是一種在政治上增強亞裔美國族群權力的方式。通過藝術、小說、詩歌、電影和戲劇,亞裔美國人渴望在美國文化舞台上謀取一席之地,同時保持他們自己的認同。

在美國大學裡,亞裔學生團體要求校方提供更多亞裔美國人的相關課程。這運動自 1960 年代在一些加州大學初次發芽,此運動延續至今。在 2019 年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亞裔學生舉辦了為期一週的抗議行動,向學校訴求提供亞裔美國人的課程。在校園的學生中心,學生被拍到舉著牌子,牌子上寫著「什麼是喬治城沒有教我的」(Georgetown doesn’t teach me)。有學生寫著「喬治城不教我 1882 排華法案的歷史」。

作為喬治城唯一一名研究亞裔美國人的教授,Christine So 教授也舉牌說:「喬治城不教學生──「亞裔美國人研究」科系是為了了解種族、美國國家民族、資本主義和戰爭的關鍵研究。我們需要更多相關課程。」最後,在 2019 春季學期,So 教授首創了喬治城大學美國亞裔的歷史課,在這之後校方同意提供更多關於亞裔美國人的課程。對於亞裔美國學生來說,在這裡他們擁有屬於自己的空間。

此問題的關鍵在於,作為一個亞裔美國人並不意味著搖擺在亞洲與美國白人主流之間的無形空虛中。作為亞裔美國人,解決「認同危機」的辦法既不是陷入「我要是出生在亞洲就好了」的無病呻吟中,也不是試圖融入白人主流文化,當個白人。「同化」與「異化」;「更像亞洲人一點」與「更像白人一點」,只限於此種雙重選擇之內,無用且抹去亞洲人在美國的歷史。實際上,亞裔美國人是獨特的,在美國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歷史經驗和文化認同。認同自己,需要擺脫「亞洲」和「美國」的雙重束縛,擁有「亞裔美國人」的獨特身分,不需要亞洲人或美國白人的認可。

找到自己「亞裔美國人」的認同是在政治行動中取得力量的關鍵所在。 亞裔美國人得同時克服美國主流對他們「永遠外國人」的刻板印象,也得解決自己內心的認同糾結。拒絕虛偽認同的雙重性得以解決這認同危機,並提供立足之地來抗爭社會的種族主義。 與許多印象相反,在美國主流中爭取地位不是沒有希望的,而是應該通過抗爭與行動獲得的。

過去,我們也在美國見過這種平權抗爭行動。例如:Yen Le Espiritu在《亞裔美國泛族裔:連接機構和身分》(Asian American Panethnicity: Bridging Institutions and Identities)中討論了上世紀 80 與 90 年代間泛亞聯盟的抗爭。當時,美國人口普查局宣布,將所有亞洲的種族類別(日、韓、華、越等)合併為一個「亞洲」種族的分類。此舉引起了亞裔圈的集體反對。面對著偌大的抗議,美國普查局最後修改退讓,同意在人口普查表上列出亞洲群體的詳細分類。

樂觀的是,亞裔美國人「第三種文化」的概念開始脫離學術界的侷限,進入了主流。韓裔美國演員,主演 2021 年廣受好評的電影《Minari》史蒂芬·連(Stephen Yeun), 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提到了「第三種文化」:

「這僅是我們對自己存在的一種自信。我認為,通常情況下,因為我們只有在韓國(或亞洲,或一個母國)和美國之間兩種選擇,我們必須先選擇一邊,再通過一點一點的過程來幫助我們找到自己的歸屬感。雖然這可能會起作用,但聽起來就像我腳踩兩條船。而事實是,我沒有一隻腳在任何一條船裡。我雙腿都站在我自己的船上──就像是我們固有的第三種文化。」

儘管如此,亞裔美國社群中的種族、階級和世代分歧卻不容忽視,甚至比其他美國少數族群更為分裂。東南亞裔和南亞裔美國人,與美國占亞裔大多數的東亞裔美國人,仍存在著種族和社會經濟地位階級的隔閡。東亞裔美國人中的上流社會人士,在亞裔政治空間,佔主導地位。如 Jennifer Ho 所說,「亞裔美國人研究」的領域起初只涵蓋東亞的華裔、日裔和韓裔,領域的小部分分給菲律賓美國人。直到後來才做出努力,將東南亞人和南亞人包括在內。此外,與第二代和第三代亞裔美國人相比,第一代亞裔移民仍然對其他亞裔群體充滿了懷疑和疏離感。

亞裔美國人對泛亞主義的認同有起有落。在美國的亞洲人,於歷史上被歸類為白人和黑人之間;在白人至上主義的框架下,被視為不完全白人也不完全黑人。因此,亞裔美國人一直搖擺於是否跟白人的大多數或其他亞裔與少數族群團結結盟。這游移在科學研究中顯得很明確,2020 年《政治、群體和認同》(Politics, Groups, and Identities)學報的一項研究道,「泛亞」歸屬感以及對美國其他少數族群的認同感,取決於亞裔美國人在白人社會中感受到疏離程度的強弱。

如果亞裔美國人不開放心胸去接納所有亞洲種族的族群,那麼亞裔的大團結仍然遙遙無期。然而,隨著泛亞種族主義的崛起,亞裔美國人應該覺醒,意識到跟其他亞裔與少數族群團結的必要性,這是我們最需要團結起來的時候了。

華裔美國人怎麼看待亞洲:文化認同

正如華文媒體過於簡化亞裔美國人複雜、多樣的經驗,亞裔美國人也有對亞洲的誤解,他們觀點的形成在於美國獨特的政治氛圍,以及成長在一個亞洲人為少數的社會。因此,亞裔美國人是以有色眼鏡來看待亞洲的國家與社會。

大多數亞裔美國人對亞洲的時事、文化、歷史或政治並不了解。但是,很多美國人卻誤以為亞裔對亞洲有深入了解,能代表亞洲人發聲。同樣,許多亞洲人,乍看亞裔的亞洲面孔,就以為亞裔跟他們一樣有「亞洲」的價值觀、思維和理念。因此,亞裔美國人備感壓力。人類學家Andrea Louie指出,華裔美國人,「對中國認知和情感的距離,加上美國社會認為他們對中國應該有的認同與了解,所施加的壓力,造成華裔美國人對祖籍土地文化的關係複雜且困惑。」

在美國大學校園裡,美國人對亞裔的誤解較為顯著。隨著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留學生湧入美國大學,留學生和美國 ABC 有時被分不清楚亞裔美國人被誤以為留學生,或留學生被誤以為 ABC,甚至他們的想法、興趣和期望被視為一模一樣。

華裔美國人和台灣或大陸人想法當然不同。甚至於,華裔和留學生之間通常存在著文化隔閡。有一位 ABC 大學生告訴我,在校內,留學生和華裔不常互動,興趣也不同。他察覺到在校園的華人社團裡,大多數中國留學生只喜歡參加文化交流的活動,而很多華裔美國人則想為政治議題發聲,並為亞裔美國人相關問題而努力。當然,以上說法不能以偏概全。

一位中國留學生同意這個觀點,「我們跟 ABC 之間有文化差距,很多華裔不會中文,有些甚至對自己身為華裔感到羞恥」。她回想一次嘗試跟一名 ABC 聊天,她說:「在波士頓有個和我同屆的 ABC 女孩。我問她是不是Chinese?她有點生氣,說『不是』。」

華裔美國人對祖輩國家的認知經常部分深入卻又表面;因為父母的關係,華裔們跟自己的祖輩傳統和文化產生了連接,但是卻有局限性、並不完整。華裔美國人心目中的「中華文化」,一般是與特定場景聯想,如在家與親戚交流。在家之外,他們對亞洲的認知是由美國的英文媒體與流行文化所塑造的。正如美國亞裔學學家 Jeanne Tsai 所說,由於華裔美國人「生長於華裔家庭……在家,他們可能會受到中華文化傳統的影響,而在外(例如:學校、工作),他們可能會受到美國主流文化的影響。 因此,他們對身為華人與美國人的概念,可能是因地而異的,並且可能獨立發展。」

連華裔美國人去亞洲旅遊時,他們對亞洲的感情和認知仍僅限於文化層面。ABC 對台灣或中國的認同感可以說是像觀光客──他們欣賞美食、風景、和人情;通常只是在亞洲短暫拜訪,大多數對當地人文、社會、歷史、政治或人情事故卻沒有那種整體性、深層性的認識了解。對於華裔而言,雖然他們難以融入美國白人社群,但在亞洲,他們的行為、舉止與講話方式被視為非常「美國」。

然而,第一代的華人移民就不一樣了。對於第一代移民而言,與自己家鄉傳統、文化已有強烈的情感、記憶連結。在台灣美國人中,第一代的外省移民,認同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很容易認同自己為「華裔美國人」。逃離國民黨獨裁政權的本省人擁有較為強烈的「台灣意識」,甚至拒絕說國語,只說台語,並率先發起了在美國人口普查表格上寫「台灣人」的運動。隨著中國政治、經濟實力的提高,兩岸密切交流,以及台灣受本土化的影響,外省移民與本省移民之間的鴻溝已大大縮小。

從中國大陸來美的移民,也存在著各式各樣的觀點。對於第一代中國移民來說,儘管與中國有個人情感上的聯繫,「他們大多數人沒有時間、精力和資源來參與美中關係的公共輿論空間」。對於參加政治活動的少數人來說,他們參與了異議人士和社會運動的組織,強烈反對中共。有的人,則以更中立的觀點或以商業視角來看中國。有的人,受美國自由主義和民主思想影響,也支持天安門學生的抗議活動,但同時,卻支持中共的一中原則,把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譬如,前台灣總統李登輝 1995 年訪美赴康奈爾大學,有些中國學生移民向克林頓總統寫公開信,援引美國的「一中政策」進行抗爭。

對於許多第二代東亞裔美國人來說,他們沒有像父母一樣與亞洲有著深厚的連結,因此對父母家鄉的想法是以美國和亞裔美國人獨特文化的氛圍而形成的。亞裔美國人從小所接觸到的亞洲文化與歷史是不完整的、有其個別性的。他們的想法依然深受美國環境和價值觀的影響,在美國的政治、文化掙扎環境之下成長,而非亞洲的。換句話說,儘管亞裔本身有亞洲血統不意味著有權威、資格代表各自「祖國」發聲,對亞洲發表評論。不可否認,近年來,第一、二代與之後的亞裔積極地投入亞洲政治與社會議題,人數越來越多,但仍為少數。

當亞洲的政治與美國的政治交織之時:COVID-19與兩岸關係

在 COVID-19 的疫情下,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想法的分歧越來越明顯。尤其是在日趨緊張的美中關係和兩岸關係議題上,台裔和華裔美國人更是如此。

例如,COVID-19 的「命名爭議」揭示了台裔美國人和許多台灣人之間的政治分歧。

疫情爆發之初,世界衛生組織將「武漢肺炎」(中國和台灣當時的通稱)改名為「2019 新型冠狀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隨後又命名為「COVID-19」。隨著中國大陸確診病例飆升,北京也對外施壓不該用「武漢肺炎」稱呼時,台灣和香港的許多人認為這是北京企圖逃避責任,想要轉移全球對中共早期隱匿疫情的焦點。但台灣政府、許多媒體和台灣人仍然繼續使用「武漢肺炎」。所謂「親中」的泛藍陣營則避免使用「武漢肺炎」一詞。

但在美國,因川普政府堅持使用「中國病毒」,許多亞裔美國人認為這並不是在批評中共,而是在強化「病毒來自亞洲,亞洲人是病毒」的論述。在美國和西方國家,亞裔美國人幾十年來努力抵制的種族歧視再度出現。亞裔認為這是人身攻擊,是針對亞裔美國人的實質人身攻擊,而今年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攻擊已創史上紀錄。

在很多台灣人看來,最大的威脅絕不是來自於川普總統和針對亞洲的種族歧視,而是來自於比台灣更強大的中共。中共經常威脅要摧毀和「消滅」,反對「祖國統一」的「台獨份子」。根據北京的定義,大部分的台灣民眾即是「台獨份子」。台灣人使用「武漢肺炎」一詞,不在於「種族歧視」寓意,而是在反抗一個龐大虎視眈眈且意欲強佔的鄰居。

這並不是說在台灣,對原住民或東南亞新住民的歧視不存在,但是台灣對中國的偏見歧視跟美國的種族主義與仇恨有著根本的不同。正如諾亞·韋伯(Noah Weber)在 SupChina 網中所寫的:「雖然一些中國人可能會覺得被這樣的言詞中傷──這是可預料的──但台灣人肯定也會指出大陸媒體讓他們覺得自己被貶抑矮化的文章。」

大多數的台灣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中國卻利用其經濟實力來對其他國家、國際組織和跨國公司施加壓力,要他們把台灣說成「中國的一部分」;強迫台灣人貼上根本不想要的標籤,貶低和否認絕大部分人,生為台灣人的基本自我認同。以此語言迫使他們接納中共領導之下「中國人」的身分。

在台灣,COVID-19 的命名爭議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種族與權力的複雜關係模糊了一個明確的、基於道德哲學上的答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面對全球四起的亞洲種族歧視,蔡英文政府在英文聲明和出版物中使用「COVID-19」這名稱,但在中文出版物裡則繼續使用「武漢肺炎」一詞。不論如何,重點在於,在這截然不同的政治環境和語境下,ABC 很難理解許多台灣人的立場,台灣人也難以理解許多 ABC。

另外一個例子是最近在美國的中國間諜案和對美國公共領域的滲透。中國官媒經常報導華裔美國人被美國指控從事間諜活動,譴責美國政府對華裔進行種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在「共諜滲透」被視為嚴重問題的台灣,台灣媒體經常報導中國「統一戰線」的手段──呼籲華裔外國人「忠於中國血統」,意指他們最終要忠於中國,而不是自己擁有的國籍。台灣的決策者特別關注這些議題;台灣是中國最大規模假訊息戰爭的主要目標,並列為受外國勢力傳播假訊息影響最嚴重的民主國家之一。

亞裔對這些懷疑他們對美國忠心的言論,卻極為擔憂,因為它令人聯想到日裔囚禁、種族主義和「永遠外國人」歧視的恐怖陰影。確實,COVID-19 疫情以及美中關係緊張,體現出反亞洲種族主義和國際政治錯綜複雜且難以處理的糾葛。

結語:尋找平衡

在近期發生對亞裔的暴力犯罪,如加州襲擊亞洲老人與亞特蘭大的槍擊案。有些人指出,暴漲仇恨犯罪的來源,在於前總統川普不斷地使用的「中國病毒」和「功夫流感」等言詞。不過也有許多人進一步抨擊「西方媒體」新聞對中國的「妖魔化」和「壓倒性負面」的報導。

然而,不負責任、毫無依據的種族主義言論是一回事;對中國侵犯人權或領土收復主義,提出合理的批評是另一回事。再者,稱中國負面的報導,間接導致了種族主義情緒高漲,很容易走入任何負面報導本身就是種族歧視,並都是「反華大內宣」的說法,這兩個說法之間只有一線之隔。

雖然對中國負面的兩種報導,種族煽動與合理批評一起所累積的整體結果,也許激發了反亞洲種族主義,但若只針對這點而不分真假是非,就毫無意義了。一方面,無條件地說批評中國是歧視,首先讓種族主義者佔領合理批評的空間,並允許他們稱自己為「人權和民主」的推手。另一方面,也正中中共下懷,讓中共把所有任何批評說為「種族歧視與偏見」,由此轉移對中國政權的批評。

現在是我們最需要區分毫無道理的種族歧視言論與合理、針對性言論的時候,若不如此,則是我們逃避了保護弱勢群體與人權的責任,並導致一個錯誤想法:唯有停止所有對中國的負面報導才能扭轉種族歧視浪潮。

我們不應該把「反抗中共」的主導權讓給少數天天煽動且樂於「妖魔化」中國的人。支持亞裔美國人的關鍵反而在於奪回力挺人權的話語權,在社會輿論中畫出明線,把正當批評與無理的煽動確實分開。

雖然美國意見領袖與高層官員應該負起最大責任,就美國種族問題與亞洲畫出上述的「明線」,但是在此動盪時期中,華裔和亞裔美國人也有重大責任來破解他們對亞洲和亞洲人的誤解與不解。同樣,亞洲人也必須要穿透對亞裔美國人那表面上的了解,進一步深入他們的言論與想法。唯有如此,雙方各自的國內社會討論將引起更大的效益。

在了解和溝通亞洲政治與美國種族議題之間的交織,華裔美國人扮演關鍵角色。有大陸背景的華裔有著獨特的位置。如上文說明,華裔對中國有多樣性的看法,從反共到親共,從冷淡無為到積極行動。隨著中美關係愈來愈引起關注,華裔美國人也逐漸意識到需要釐清怎麼看待祖輩國家的中國,尤其是把中國人與中華文化分開於中共政府與政治。

圖片:蔡博德

我採訪一位在紐約法拉盛長大的華裔美國人,他觀察到,許多二代台裔美國人比一般 ABC 更關心中國政治。在第二代和第三代台裔美國人中,台裔的校園組織,網路論壇和網站,為那些對台灣有政治意識的台裔提供了探討台灣認同的空間,進一步了解台灣在殖民主義壓迫下的時期,來自中國霸權的威脅,與台灣文化和傳統的聯結。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台裔都有台灣認同或對此有強烈情感。台裔美國人和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也許因為台灣問題的敏感性,特別對自己是台裔美國人的身份比較低調,而公開擁抱廣義的「亞裔美國人」認同。

台灣人和台裔美國人往往是理解台中美複雜政治情勢中的重要角色,在批評中共時,保持平衡,而不與美國社會持有種族歧視觀點的人士同流,或者只以負面的刻板印象看待中國;並在學習如何表現對台灣支持的同時,也不輕忽亞裔美國人的艱困。

來美教華語的台灣教師通常面臨這種問題,即如何分享自己國家台灣。在這一篇文章,有一名老師指出,一方面,學生「絕大部分一開始都只知道中國大陸。當然,我也會想讓他們知道台灣,所以一定會在課程中,介紹一些台灣的歷史以及兩岸情勢」。但教師經常糾結於,「我要怎麼在課堂中,讓學生進一步了解『中華文化』,卻又不會因此忽略了台灣?我要怎麼在課堂中,教學生認識、理解台灣處境,卻又不會對中國有過度的負面情緒?」確實很難,但我們可以借鑑這些老師在美國環境下解釋亞洲盤根錯節情勢的努力。

在全球疫情的驅動下,亞洲的地緣政治與美國的種族問題密不可分。 支持亞裔美國人社群,不應等於縱容亞洲的獨裁政權;批評中共,也不應等於與種族主義者為伍。 亞裔美國人在美國社會中謀取一席之地的同時,與他的支持者,都應該進一步了解亞洲的複雜性。 對於擔憂中共崛起的亞洲人而言,尤其是關心這些議題的台灣人,在了解亞裔美國人和華裔美國人之間的差別、歷史和掙扎,會有不同的視野。

[1] 以中國大陸和台灣媒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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