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峻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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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胡景祥 
圖片:Studio Incendo/Flickr/CC

從反極權到無政府:60年代的遺緒及其包袱

在當前這波全球逆權運動中,香港的流水革命之所以成為時代革命,是因為它最能代表今日世代對國家極權暴力的反抗,其一舉一動都牽動著他國民眾抗爭模式的變化。另一方面,流水革命也在許多方面承繼了60年代無政府主義革命的反極權特質,並將後者的鬥爭策略進一步發揚光大。我們不只在今日香港看到與1968年蘇聯鎮壓捷克相似的情景(只是手法變得更隱密而兇殘),也在中大和理大包圍戰中見證比東大安田講堂事件更激昂頑強的學生鬥志。

這兩波時代革命都是由年輕學生領軍,也都帶有「(反)伊底帕斯」式的世代鬥爭性質,只是今次被反抗的世代,正是過去的革命世代。此外,兩個時代的青年都同時遭遇到資本主義極權和共產主義極權陣營的左右夾擊,因而衍生出對傳統左翼、右翼政治論述的反叛與解構──60年代人們開始將極權主義的侵略性理解為帝國主義,並用以解釋美、蘇的擴張。最後,兩個時代的革命鬥爭都出現世界性的聯結,也都呈現出多樣、變動、地下化、去核心、反集體、無位階、反定性等文化革命特質,因此也產生許多在文化及美學上的革命果實。

圖片:Public Domain

這種種的類似性並非偶然。我們這個世代所進行的,正是過去那個世代未完成的無政府主義時代革命;今日世界人民之所以再度起義,所為者正是要革除國家體制包藏的極權主義禍根。回顧30年代大蕭條時期,人類由於對極權主義認識不足而釀成世界戰禍,戰後元氣大傷的參戰世代(垮掉的一代)無力抵抗冷戰下的國家權力擴張,只能培養戰後世代成長後再起而對抗;如今,我們已然了解極權主義與經濟衰退之間的連動關係,自然要在當下阻止它的進一步發展。

反過來說,60年代革命狂潮與今日全球逆權浪潮的諸多相似處也不禁令人擔憂:各國現在所進行的種種「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革命,會不會只是又一場自我高潮的花之世代文化運動?會不會到頭來,只要將極權的爪牙再度收藏起來,國家體制就仍舊得以屹立不搖,並且將革命世代的力量再次收編以壯大勢力?關於這兩點,我們只要審視香港此刻的局勢,就能確知如此的疑慮並非杞人憂天。雖然流水革命的參與者在抗爭模式上運用無大台、和勇合一、社群媒體聯繫、網路全球串連、資訊攻防、即時傳播、自創符號系統(掌控表述權力)和保持流動離散性等手段,達到比60年代革命者更高的鬥爭能動性,但究其鬥爭的目標等級和成果來評估,卻並未擺脫戰後世代對革命實踐的不徹底性。

無政府主義:非暴力抗爭或武裝革命?

一言以蔽之,嬰兒潮世代和今日的逆權世代都有共同罩門,那就是對武裝化組織鬥爭採取非理性排斥,同時對推翻國家體制的必要性缺乏認識──這兩點正道出革命與示威運動的根本差異。自二戰終結以來,社會存續高度偏賴經濟發展和物質生活的穩定,加上國家權力集中後對個體生活的全面介入,使得戰後世代被國家體制豢養至軟弱依賴;他們非但對無政府革命缺乏想像力,更加不了解暴力的工具性(中性)價值。

雖然作為特例的中國文革一代,曾在紅衛兵運動中大量運用組織化的武裝暴力手段,但究其本質不過是被毛澤東主義策動的一場戴著反極權面具的極權運動(吳思稱之為超極權體制);這種暴力形態就如今日中國的小粉紅一般,只是缺乏個體自由意志的國家暴力的延伸,並非自我覺醒的革命武力。再縱觀6070年代西方各國的無政府革命,儘管有少數團體採取以武力顛覆體制的模式(如美國黑豹黨和日本赤軍),但興起不久旋即被社會主流民意所摒棄。

相對於此,這一時期較為成功的拉美、亞、非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反殖獨立運動,則主要歸功於民眾對武裝革命及推翻體制的認同與支持(如卡斯楚、格瓦拉所領導的七·二六運動)。可惜的是,第三世界的反殖革命仍帶有濃厚的民族社會主義色彩,其對政府國家集權體制的嚮往,導致革命結果只是以本土無產階級體制取代殖民資產階級體制,並未達到無政府主義的去體制化目標。總體而言,戰後世代對武裝化的放棄,加以對國家體制的依賴,終導致革命根基徹底潰敗。

行文至此,我們不得不觸及幾個根本問題。首先,對人類文明的存續而言,國家集權和政府體制是否是必要的?其次,在現代國家體制必然往極權主義發展的現實下,我們能規避走上無政府革命一途嗎?最後,當國家擁有足可背棄憲政法治的絕對暴力優勢,並拒絕與民溝通而決意鎮壓異議時,我們能不採取武力革命手段來解除危機嗎──尤其在極權暴力正形成全球串連的此刻?

以上幾個問題的答案,客觀來說都是否定的。因為,我們今日探討無政府主義的必要性,其實就是在探討現代國家體制向極權主義演化的必然性。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國家的極權主義危機是無法一再仰賴人民反抗,只求推翻極權政體而保留國家體制結構的。因為在不久的將來,人類或將發現政府國家與極權主義之間的無可分割性;隨著監控技術的精微化,國家極權體制的絕對統治將變得愈來愈難以撼動。在此現實下,以武力為手段的無政府革命縱使不是必然的,也是必須考慮的最後選項。

和理非的革命緊箍咒

嬰兒潮世代對國家極權主義展開的革命,由於未能徹底推翻體制而以失敗告終。反戰、反帝或無政府主義,都變質為嬉皮運動遁世自欺的口號,最後在約翰藍儂歌曲中幻化成「想像」的烏托邦。反觀今日香港,多少「勇武派」年輕學生試圖以武力反擊國家極權的暴力,卻由於組織鬥爭經驗不足,加上主流民意「和理非」輿論的背棄切割,因而不斷遭受無情逮捕甚至犧牲性命。再看看世界各國的街頭抗爭現場,多少次的群眾和平衝撞都由於缺乏武力作為後盾,若非在政府消耗式的反覆鎮壓中淪為能量散盡、訴求失焦的長期示威儀式,就是慘遭軍警或附屬民兵組織集體屠殺而終至潰散。

歷史的慘痛經驗、當前局勢的教訓,難道還不足以要求我們重新檢視60年代以來由花之世代傳承而來的非暴力主義,是否還合乎理性嗎?當非暴力換來的是更多的暴力時,我們難道不用懷疑當年那些被學院體制收編的新左翼學者所倡議的嬉皮革命哲學,是否成為今日人類解放的緊箍咒了嗎?

再多面連儂牆,都擋不住無情的催淚彈和槍砲,更阻止不了國家對外侵略的步伐。在如今這一波全球極權主義擴張潮流中,香港人率先經歷了極權社會第二階段:失去生活自由。他們的恐懼與激憤,以及他們在對抗國家暴力過程中所遭遇的策略瓶頸,是世界上其他人類必須感同身受、反思關注並引以為鑑的。持續半年多來的抗爭經驗,從616日梁凌杰墜樓就義喚起200萬人大遊行的振奮激昂,到元朗恐襲後警黑聯手挑釁施暴、勇武派反擊私了的僵持拉鋸,再到和勇分裂、暴警濫捕下的分崩離析,最後是多起被自殺疑案造成的恐懼與寒蟬效應,導致勇武派遭到孤立,繼而在中大、理大圍城戰中慘遭瓦解。這一連串事件脈絡,顯示出北京和港府銳意鎖定的攻擊目標,一直都是少數而關鍵、具顛覆潛能的勇武派抗爭者,而他們的潰敗實乃非戰之罪:這除了反映出府方運用的輿論分化和體制恐怖主義確實奏效外,也透露出民眾對組織武力反制缺乏能力和意願,以及和理非抗爭路線造成的羊群心態與偏離現實。

非暴力主義的思維侷限

香港,以及今日各國示威者對「和理非」的執迷,其實存在著諸多盲點。他們透過侷限片面的歷史視野,從近半個世紀有限的他國範例「見證」了非暴力抗爭的巨大成功,殊不知世上有人用非暴力掙得獨立與自由,卻有更多人因為自囿於非暴力,而陷入無盡的迫害與屠殺當中。他們言必稱帶領印度獨立的聖雄甘地,卻忽視甘地的不合作運動在抵拒統治體制的徹底性上,與一般和理非示威(或罷工)的諸多妥協,是有著巨大差異的。同時,在論及包括印度在內的各國成功範例時,他們也忽略了抗爭對象道德文明程度的影響力(例如以紳士之邦自居的英國),以及武力團體支持和軍隊(國家暴力的執行者)倒戈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圖片:Derzsi Elekes Andor/CC

對於暴力的工具合理性,我們應該強調的並不是暴力或非暴力的絕對必須性,而是暴力或非暴力的不可排除性(相容性);其中最大的決定因素,在於所抗爭對象或體制的壓迫屬性。當抗爭者所處的社會體制仍具備資訊集會自由和法治基礎,且被反抗者/掌權者仍有最起碼的道德感、同情心和溝通意願時,非暴力抗爭或不合作運動就能獲得相當程度的改革效果。然而,當抗爭者處於完全喪失行動言論自由和法治精神的極權社會,且掌權者已然失去行使良知和溝通的能力時,則非暴力抗爭手段就不只是緣木求魚,更會引來屠殺之禍──198964日的北京天安門前,中共解放軍已經向人類展示了這條鐵律。

事實上,非暴力原則不僅沒有道德上的優越性,其集體主義特性(依賴人數規模與集中性)在意識形態上更傾向於削弱個體力量和迎合體制壓迫。麥爾坎·X認為:「任何人只要在遭受暴行後仍選擇繼續接受暴虐而不起身自衛,那他就是在犯罪。」在一場成功的革命或抗爭中,暴力與非暴力手段與其說是固著不變、彼此拮抗,毋寧說是交互流動、相輔相成的。即便是在非暴力革命中,只要掌權者執意持續動員軍警鎮壓和逮捕,抗爭者就需要足夠武力作為後盾(若無法說服軍警倒戈支持,就得自組民間武裝團體),才有可能成功迫使權力者低頭妥協。

誠如黑豹黨領袖喬治·傑克森所言:「非暴力概念是虛妄的思想,它只有在抗爭對象存有同情心和正義感時才行得通;一旦正義感和同情心會使對方失去一切且毫無好處時,他的回應就必然是負面的。」(獄中書信,1968411日)傑克森的主張,得到同時代民權代言歌手巴布·狄倫的認同,這位反戰詩人甚至在前者持槍發動集體越獄失敗、慘遭射殺身故後,以他的名字寫歌悼念其人其事。由此可見,對務實的革命者們而言,存在於暴力與非暴力之間的並不是道德原則,而是鬥爭策略問題。就連甘地本人也一再表示過,「在怯懦與暴力之間,我會選擇暴力……我寧願為捍衛尊嚴執戈而戰,也不願可恥地坐視尊嚴遭受踐踏。」他更表示「訴諸暴力者能夠轉變成非暴力者,但……貪生怕死、無力反抗之徒是無法教化成非暴力者的。」

香港抗爭者的分裂與負面示範

以香港現今情勢為例,暴警、黑道橫行下,多少和平示威者和無辜市民遭受國家暴力傷害;多少年長者遭黑警辱罵、逮捕、凌虐;多少非暴力義士以死相諫,仍得不到政府正面回應;又有多少青年少女慘遭被失蹤、被自殺、被棄屍?這難道還沒到達甘地一再強調的非暴力底限嗎?這難道不是到了一旦我們「……無法以無懼一死的非暴力手段保護自己、周遭親友或尊嚴時,就可以也應當以暴力對抗壓迫者」的境地嗎?

但試問,有多少香港人在眼見周遭手足被警察施暴圍捕時,是選擇像「岳義士」一樣以武止暴,而非畏懼旁觀呢?再試問,當一群人見死不救而選擇旁觀,他們究竟是符合甘地眼中的非暴力勇者,還是他所謂的拋棄自尊的懦夫呢?

我們凡人面對暴虐,雖總有臨陣畏怯的時候,但至少在理性上應能批判自己的道德勇氣不夠高尚,而非自以為佔據了道德高地,便責難那些敢於臨兵而鬥、衝鋒破壞的勇者,輕言他(她)們的以暴制暴,是壞了示威者在國際上的形象認同和政治支持。說到底,港人應該自問,當言及國際支持時,這個「國際」指涉的究竟是各國的政府,還是世界的公民?既然向世界喊出了「時代革命」的口號,是否就應當勇敢坦然地號召各地遭受國家暴力壓迫的人類揭竿起義?革命不是示威;示威需要義工,但革命需要的是義士。「士」與「工」的差別無他,不過就是在非暴力完全失效時,能不能仗義「出頭」而已。

香港多數抗爭者在鬥爭手段上的思維侷限,同時反映了他們對鬥爭規模、層級與目標的缺乏想像;這導致整場「流水」運動只能凝滯成為長期的示威儀式,而無法真正進化為洪流般的革命。多數和理非害怕失去生活的舒適與安穩,他們不只在罷工、罷市等不合作運動上缺乏總體動員、持久消耗的決心,更害怕與黑警甚至中共解放軍拼死一戰。相較於沒有道德底線的國家暴力,和理非的心理障壁不僅造成戰略上的極度劣勢,更導致整場運動的目標和口號,都出現了自相矛盾的荒謬之處。當勇武派青年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時,和理非卻告訴全世界:香港人既沒有要推翻一國兩制,更不可能企圖主張香港獨立。

誰才是盟友:各國政府或世界公民?

眼下的邏輯現實是,香港若不獨立,港人若不革命,則光復就絕無可能。然而,多數港人既無決心推翻國家體制,卻又將運動的希望寄託在外國政府的出手搭救上──而這正是戰略上的第二個嚴重錯誤。當極權化已隨全球化散播而蔚為各國政府風尚、各強權為維護統治利益而彼此早有默契的此刻,包括香港在內的各地抗爭者實有必要扭轉對世界性衝突結構的觀察方式。

無論是殖民主義時代的列強競爭、冷戰時期的「資本vs.共產」陣營對抗,或是後殖民時代的「第一vs.第三」世界的解殖鬥爭,都已無法精確描述今日的全球逆權現象。過去的國對國、民主對獨裁或左翼對右翼的衝突結構,已經扭轉成各國政府的極權化結盟與世界性公民逆權運動的串連,這兩股橫向聯結之間的「上下」(國家壓迫人民反壓迫)對抗結構了。然而,長久酣豢於殖民資本主義的港人卻誤判世界局勢,非但未能堅持與其他對抗國家暴力的抗爭社群加強合作、相互聲援,更四處尋求西方國家政府的政策援助,導致自身立場搖擺模糊而逐漸流失世界逆權公民的信任與支持意願──港人對聲援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退卻態度可說是最被詬病的例證。

試想,在世界各國政府忙於撲滅各自境內逆權火勢的當下,支持「港人抗中」的效應究竟是有效打擊中共擴張勢力,還是助長境內抗爭團體的合法性氣勢?尤其那些擁有國際影響力的強權國家或聯盟,幾乎無一不受境內分離運動牽制:如美國有德州、英國有蘇格蘭和北愛、法國有科西嘉島、德國有巴伐利亞、加拿大有魁北克、西班牙有加泰、日本有琉球獨立運動,歐盟則有多國希望公投脫歐。一旦這些政府表態支持香港抗中,則又該以何種立場面對其他國家或境內的分離運動呢?無怪乎《今日俄羅斯》的社論會譏諷西方國家在宗教與政治觀點相異的國家發生騷亂時總是叫好與支援,說這些人是革命家,但輪到自己身上時就說這些人是騷亂者和極端勢力。如今,香港抗爭代表對各國政府的施壓求援,只是迫使他們做出緩兵之計(對港府口頭譴責加上無懲罰性的人權法案)或不利於己的表態(非難示威者暴力過激),而港人為換取政治援助而對他國逆權運動保持距離,更將深刻打擊世界公民對抗國家暴力的同仇敵愾。

香港的現況說明了一個文化體或民族的革命,是無法依恃外國政府馳援而成功的。作為各國在亞洲投資利益之所繫,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可說是全球政治的風向球。如今,各大國政府對中共/港府踐踏人權的暴政罪狀遲遲未施以實際政治制裁,正透露了國家強權之間的共謀姑息,以及全球極權化結盟的存在事實。諷刺的是,正是過去一直自滿於殖民資本主義榮景、對全球區域衝突漠不關心的香港人,才恰恰會在無視於國際現實的考量下向強權政府求援,從而戳破了列強偽善而薄弱的人道主義面具──只不過代價是無數示威者的流血犧牲。

全球極權化結盟 vs. 世界性無政府革命

流水革命被孤立的外交困境,不只是香港的經驗,也是其他在世界各地對抗國家極權者的共同經驗。在國際社會空洞無力的官方人道譴責背後,發生的是全球化政府集團無視各國暴政的綏靖分贓。正當各國政府紛紛往極權化結盟方向發展的同時,各地的抗爭者卻未能積極爭取彼此認同支持,並形成世界性的革命連線。抗爭者們寄望他國政府出手制裁本國政府,卻不知各國政府之間早有各自整肅內部異議份子的全球極權化默契。這是一場後知後覺的無政府時代革命,其中真正的衝突不是國與國、左與右的對立,而是下對上、人民同國家體制的鬥爭。

圖片:Studio Incendo/Flickr/CC

在各地逆權運動紛起卻陷於膠著的此刻,我們應當努力理解這些運動最後的目標為何,以及它們正把世界帶往何處。顯然,這股逆權潮流不同於示威運動,其終點絕不只是抵制某些政策、推翻某個政權或某種政治制度如此簡單而已。如果它真是承繼自60年代的無政府主義革命浪潮,那麼它的終極目標也絕不只是為要戰勝某個特定的極權國家,而是要將兩百多年來遍佈全球的現代國家體制,進行總體式的瓦解、消滅──就像十九世紀歐洲對封建王室進行的顛覆一般。

先聲之役:流水革命的成敗分水嶺

根據前述分析,這一波無政府革命的成敗關鍵在於:我們是否繼續自困於非暴力主義的緊箍咒,以及是否重蹈未能徹底推翻政府國家的覆轍。同樣地,正處於行將潰滅邊緣的香港逆權公民也必須對現實問題進行決斷,以確定全民是否有一致而清晰的戰略目標:他們必須決定這場鬥爭到底是一場示威運動,還是一場革命。

若是示威運動,那追求的就是體制改革。它必須評估面對一個野蠻殘暴的極權政體,各種和平抗爭、衝撞破壞或爭取議會席次,是否能達到改革目的(而不是平白犧牲手足性命、遭致滅族清洗)?外國政府聲援究竟是激勵,還是造成抗爭意志的軟化與依賴?又,若五大訴求全部兌現,它又能持續多久不被沒收?

若是一場革命,那它就絕對不能是示威運動(兩者沒有模糊空間,沒有投機主義)。革命的意涵,是徹底推翻現有統治體制,而要在香港實現革命目標、推翻體制,就只有兩條路可走:其一是定調反殖革命,追求香港獨立,其二是領頭解放,號召中國民眾推翻中共政權。如此一來,就必須儘速武裝化、組織化,宣布成立臨時政府與革命部隊,討伐叛府(正規軍宣戰可免「暴徒化」之汙名指控),並佔領海、空港,向國際輸入武器、物資,以準備全民投入接下來的反清洗革命戰爭。

唯有認清鬥爭戰略目標,化被動為主動(不是投機地看政府怎麼做再反應,而是逼迫敵人接受我方目的),這場鬥爭運動才可能有出路而不致被分化、瓦解、殲滅。一言以蔽之,流水必須凝聚成為洪水、冰川,方能爆發摧枯拉朽之無匹力量,否則便只有遭受吸納、分流而乾涸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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