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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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許菡芸/臉書
編輯:陳黃金菊

《破土》編輯丘琦欣在今年9月18日訪問了社會民主黨中正萬華議員候選人許菡芸,破土在2018大選中,獨家採訪了十三名非主流政黨的議員候選人,以下為社會民主黨台北市議員候選人許菡芸的訪談內容。

丘琦欣(以下簡稱丘):妳可不可以向不認識妳的人簡短自我介紹一下?

許菡芸(以下簡稱許):我是許菡芸,是今年二十六歲代表社民黨,在中正萬華參選的市議員候選人。二十六歲是台北市最年輕的參選人,希望說我的年紀跟我過去三年在社區蹲點的背景能夠帶給台北市兩個事情。一個是,議會現在的平均年齡是52歲,六都的平均年齡。那台北市已經算是六都議會裡面相對年輕的議會,但平均年齡仍是我的兩倍。所以我非常希望年輕世代的聲音能夠在台北市這個首都被聽見。這是第一件事情。

圖片:許菡芸/臉書

第二件事情是,作為社民黨的參選人,在中正萬華這樣一個相對古老的城區,我會希望在這邊的都市更新、過去的歷史保存能夠用一個多元的方式被大家看見,被大家記憶。

丘:那妳可以解釋一下妳怎麼會開始社會運動呢?譬如說318那時候?

我過去參與社運是從大學時期就開始。我大學第一個參與的運動是反對國光石化的建立,那時候彰化的環評的羅委員和在地的居民到台北市的環保署抗議。因為過去高中的時候就陸續在看比方說野草莓,等等在外面樂生的運動時間,讓我覺得大學的時候應該有機會看到台灣的街頭運動什麼樣子。反對國光石化是我第一場社會運動。後來陸續參與的運動包括樂生保存的運動、紹興社區的抗爭,一直到大大小小包括反核遊行,包括每年LGBTQ的遊行這樣。

那我自己比較深於參與的運動後來應該算是大學時期自己在學生議會裡面。這些經驗累積之後,318剛好是我大學大四那年。我大四那年因為過去學生會跟學代會的一些經驗和人脈,所以我們後來在318的時候決定成立社科院的一個休息中心。那時候主要戰場是在立法院,我們就是以台大舊的社科院徐州路校區所以個基地,在那邊建立一個臨時休息站和討論的區域。後來爆發了很多爭議。我們是試圖在那個時候控制出一個以學生為主題、以參與者為的主題的空間,希望把這個討論知識保留下來,這是社科院的部分。另外,我還參與一場外面的DStreet,就是民主街頭的討論。那個時候是以審議式民主的方式來帶領大家思考,如果服貿通過之後我們台灣的未來現況怎麼決定。或是說如果這個服貿是由人民的議會來建立基準點的話,因為畢竟一個主要訴求是打破國會黑箱不要只是立法院三十秒就通過這件事情。如果是人民來審議這部兩岸服務協議也好,或是說服貿協定也好,會怎麼樣修改裡面的內容。通過現場在街頭上的人們可能十個二十人一組,然後分組去討論,說在國防安全上,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如何防堵中國的滲透

圖片:許菡芸/臉書

丘:後來怎麼會加入社民黨呢?

許:我大五的時候,我決定去美國交換一年。那後來遇到麥迪遜(Madison)交換一年之後,我到華盛頓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實習了兩個月。那我在DC的經驗和我過去政治系跟社會系的背景,會希望能夠在台灣實習上參與政治的過程。

那剛剛好回來是2015年,是選舉年。我回來的時候就想,如果有一個機會的話,可以來真正在競選團隊裡來試試看,參與那個競選的過程,比較了解台灣民主。在比較在地的講法是接地氣這樣。那剛剛好我知道幾個小黨在找團隊的助理,其實包括民進黨。就是很多朋友都在團隊裡面工作了。那時候包括民進黨、社民黨、時代力量都有接觸過。後來決定社民黨的原因,一個是因為選區的關係。范雲老師那時候的選區剛剛好是我爸媽家的選區,大安區。這是地利之便。那另外的原因是因為我認為當時社民黨在幾個檯面上第三勢力的小黨看起來是一個願意談政策,願意把大家過去可能比較忽略的政策形成的過程講清楚的一個政黨。那希望說能參與那個政策形成的一個過程,所以我加入社民黨。後來,競選的過程跟我想像很不一樣,因為競選的過程比較是一個發展在地組織,然後接觸在地居民的方向為主。這是我後來加入社民黨的一個原因。我比較了解如何談政治的一個政黨,在基層裡面怎麼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理念。

丘:那你覺得社會民主在台灣會代表什麼?因為台灣從沒有社民黨。

許:其實很早很在之前,1980年代朱高正曾經成立過一個中華社會民主黨。當時是立基在想從國民黨找到一個新的路線,也許是比較社會福利、社會民主國家的路線。那我覺得後來2015年才成立的社民黨大表示說現在台灣對於薪、青年貧窮、對於勞動非常介意的一個世代。就是說我們這個世代會覺得說也許青年出來就業,也許薪資是22K。這樣一個低薪貧窮的世代是沒有辦法發展家庭,沒有辦法建立自己的一個生活。那我覺得社會民主黨的成立比較是回應這個一般台灣人所面臨的一個困境,就是也許1980年代面臨的是一個民主進步的一個過程,所以我們有一個民主進步黨。但是現在面臨的一個時期是一個社會也需要民主。不只有政治體制的民主,也是如果我們談社會裡面也需要民主,意味的是社會需要一個多元的聲音可以包容的方向。那這個過程我們覺得是應該沒有錯的。所以後來以社會民主為名,建立一個能包容多元價值,能夠真正讓台灣的青年貧窮的問題被看見,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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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妳覺得這個選區有什麼特點呢?妳在跟誰競爭,然後希望有什麼參選策略?

許:我這區中正萬華區是算是台北市發展最早的區域。人家常講到一府二鹿三艋舺。整個貴陽街就是當時台北第一街,整個從外面來的貨運船,等待上岸貿易,全部都是在艋舺下船,在台北開始發展的商業。他其實比大稻埕還要早。那我這個城區有非常多的古蹟、廟宇,等等都在萬華,和中正。這個區面臨到一個問題,也是說過去那麼豐富的歷史現在面臨的是整個城區老化,整個都市的軸心東移的過程。那我們現在在談的是怎麼樣把那個百年之前的風華再次找回來。所以我這個區域非常多的候選人希望發展觀光,保存現在的文化古蹟,希望能都更。就是希望在一個都市重新翻轉意象,重新再出現。那另外一個我們發現的事情是是說像中正萬華因為是相對古老的區域所以房價比較低。很多年輕人願意回來自己的家鄉開業成家,相較於台北市其他區,比如內湖跟南港來說,萬華是第三年輕的區域。所以有非常多的小家庭回來定居,就大概說是像我大概二十幾三十幾這個年紀。我認為這個老跟新結合的區域非常需要就是更好的社區長照和社區幼托,這是社民黨比較關注的兩大政見。我這區的八位現任議員剛好藍綠各半,都是連任非常久的議員,平均超過八年以上,到二十年都有。這樣的區域,我也希望以我二十六歲出來參選,能夠反轉過去議會僵化、議會年齡偏高的這個事實。

丘:那妳覺得妳自己參選有什麼特點呢?譬如說其他候選人沒做到的或是妳希望可以做的。

許:我覺得有兩點。一個當然就是剛剛講到的,就是年紀。如何用一個二十六歲、一般人的姿態,不是政二代,也不是富二代的姿態,能夠在這個區域裡讓大家看見有這樣的一個年輕人願意為了自己的家鄉服務,這是第一點。然後我覺得這點呼應我剛剛講的,這些跟我年齡差不多的年輕人,他們願意回家鄉開業,也許過去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在市場這邊是賣菜賣豬肉的,他們選擇一樣的職業,但是選擇用新的做法,比方說年輕人他們之前在國外學的一些商業的一些技巧,例如說O2O或B2B技能帶到傳統行業裡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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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過去在台大議會的經驗也好,在街頭運動的經驗也好,能夠把一個願意更公開透明,然後願意用一個比較負責、願意解釋說明(accountability)的方式帶回去我們選區。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希望跟其他人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們是一個能夠用很低的資金開始競選的過程。因為其實我們這區在國民黨初選的時候非常熱鬧。非常多的新人出來,國民黨都有新人出來。但是花了非常多的資源在看板、宣傳,等等資源上。其實都會被大家笑說至少花了五百萬一千萬的經費。這個經費當然在過去台北市做一個首度並不是很罕見的競選經費,當然甚至跟其他城市相比,其實其他縣市的議員都有。會覺得說如果連一個首都擁有那麼多媒體、資源,這麼多能量的選區,一個新的候選人會需要花費那麼多資源投入嗎?那當選的時候是不是會面對更多的金錢的誘惑?包括他過去捐獻(donate)他的金主,或是曾經幫助建商等等。那如果我們堅持是一個公開透明、可以問政的政治,那應該堅持的使用自己想要募款的捐款,而不是收受大財團的經費。這樣的一個經營過程是我希望台北市民願意接受,也可以看見的一個過程。

丘:那同時,你覺得會需要克服哪一些問題呢?譬如說這個選區有什麼必須面對的困境。

許:我其實覺得以我們區域來說是一個小的選區,在台北市的六個選區裡面。但是不管哪一個選區我們面臨一個問題就是知名度的戰爭。我們常常過去的迷思是也許政見寫得好,這個候選人比較有希望代表一個比較理想性的候選人,可能比較有其會當選。其實完全不是這樣。我們隨時都在打的是知名度的戰爭。這個知名度的戰爭以為是說,以我選區來看,要面對三十五萬人如何在那麼短的時間裡面,也許八個月,認識一個候選人。

那我會覺得知名度的戰爭也是資源的戰爭,因為這就是為什麼年輕候選人需要花那麼多看板、文宣、電子媒體宣傳費用的原因。常常是台北市的選站變成一個全國性的選戰,因為這些新的候選人爭先恐後想要上各大的電視媒體、政論節目,曝光自己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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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覺得說這樣的知名度戰爭是根基於每一個選民能花五分鐘的時間了解選區有誰在競選,就算拿到選算公報才開始也沒有關係。如果能花五分鐘的時間,或是用我們將的百分之一好了,每天百分之一的時間你去理解這選區的候選人他在想什麼、他的政見是什麼、他過去做過的哪一些事情讓你覺得他是一個合格的候選人。光是理解這些事情就可以讓候選人省下非常多的看板或是文宣的資源費用。如何讓選民開始認知到:我自己參與政治而不是只有投票能參與政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根本性幫助這些競選政見可以挖接的過程。

丘:妳會覺得這幾年在台灣可以看到的政治現象跟其他的國家類似嗎?譬如說這幾年台灣第三勢力的出現,或是在國際社會其他的左派政黨的出現會類似嗎?

許:其實我覺得發展類似,因為其實以我們這個世代來看,很多人是因為自己的家鄉環境不夠好,比方說失業率高,也許像西班牙,其他地方一樣。因為失業率很高、薪資水準不理想,所以他必須離開他本來的國家工作。那以台灣的狀況,很多就是去中國,去新加坡,去日本,等等地方。我覺得這樣面對的問題是一個共同性的一個問題。就是跨國界的,那我也覺得這是為什麼現在比較多的,不完全說的是左翼的、社會民主的訴求這個時代差異,社會不平等的爭議可以不會伸張的政治人物力量出現的原因。

那我覺得在台灣脈絡來看第三勢力面對的其實是一個反動的年代正在開始。這個反動的年代,也許民主這個體制出了問題。但是更嚴重是說有一些反動力量透過民主的體制正在挖掘過去進步實力嘗試的里程碑(milestones),比方說婚姻平權,比方說現在談核能反對核四這件事情。

以台灣來看,公投法之後非常多的保守勢力團體,也許是宗教的、統獨的、能源的、或是交通幫(國民黨的菁英技術官僚),等等,這些可能是國民黨經營官員的組成。透過民主的程序試圖把台灣拉回過去二十年前那個年代,那個可能支持核能發展,支持經濟發展大於環保,支持家庭的勢力要大於多元的性別,支持中國兩岸的穩定要大於台灣的主體性等等。這樣的力量正在透過台灣民主程序發生。那我自己會覺得也許2018年一個關鍵的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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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戰不只是說是第三勢力可以當選多少席,反轉地方議會過去常被認為說綁樁固票等等的這樣一個舊勢力。最近中選會在審查,如果第十案,包括以核養綠的公投通過之後,在整個公投的門檻下降,因為平常地方選舉的投票大概六成七成之間,如果已經能滿足這個投票,那對決就是一票一票的正反票對決。如果說再一般民眾還沒理解還沒辦法瞭解這些案分別什麼意義的情況下,最有可能的情況都是全部都變成反對票。那就是以正方宣傳的,比方說東奧正名,婚姻平權就會非常吃虧。如果可以藉此擋下就是比方說護家盟他們提出的愛家公投、反對性平教育,要堅持所謂適齡的性別教育也是是一個抵制的方式。不過這就是兩敗俱傷。因為過去在這幾個月宣傳上,其實像主權、平權、勞權,雖然後來勞權沒有通過,就是正方共同宣傳的。這樣透過民主程序底下的公投還是回到勢力對決。可是這個勢力對決不利於台灣多元價值的發展,那也不一定有利社民黨堅持的一些價值。

丘:所以妳覺得這次2018年選舉跟之前的選舉有差的是這一部分嗎?

許:對,那因為昨天剛剛好台灣民意基金會公布一個民調是說大概有四成二的年輕人,二十到三十歲的年輕人,他們願意為了支持婚姻平權出來投票。那我覺得是一個正面的景象。只是說相較於婚姻平權,其他的一些進步議題比方說東奧正名好了,是不是能搭乘這個公投順風車通過,還有待觀察。

丘:最後妳會想要跟,不只是台灣讀者,譬如說國際讀者,想說什麼話嗎?

許:我會希望說台灣現在面臨一個,還是在中美夾擊之下還在尋找、摸索自己定位的一個島嶼。我希望說,這個島嶼上面,所有的民主嘗試都是希望能跟國際的公民社會接軌的。我也希望說國際公民社會,不管你是關心政治議題的年輕人,或許堅持跟我們台灣這些進步勢力的小黨,或許候選人,或許民眾,支持一樣信念的人,比方說婚姻平權,比方說能可以支持一個比較乾淨的能源,比方說支持這塊島嶼上的主人,人民在做自己的主人。這樣的訴求能夠彼此結盟,我覺得是在這個年代一個很重要一件事情。

丘: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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