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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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KCS/WikiCommons/CC
翻譯:陳黃金菊

這是一個可恥的事實:即使在民進黨的治理下,台灣也極少協助國際上需要庇護的維權人士和政治異議人士。雖然台灣會針對境外的難民提供協助,卻鮮少讓尋求庇護的難民留在本地。這一則消息,在近期獲得聯合國政治難民地位的中國維權人士黃燕逃往台灣尋求庇護後,迅速發酵

黃燕在台灣獲得了三個月的庇護,然而,之後她卻不得不移動到其它地方。允許她暫時停留的決定是由外交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和國家移民局做出的。 黃燕在中國參與維權工作,她也因此在監獄裡度過了 12 年。 在中國,她在獄中被診斷出卵巢癌和糖尿病,但當局拒絕提供治療。

而在黃燕終於能夠離開中國時,她以簽證的身份逃到泰國和印度尼西亞,但卻在簽證到期後,面臨遣返中國的命運。黃燕只能通過購買轉機到台灣的飛機票才能進入台灣,然後不在台灣登上返往中國的班機。

黃燕(左)。圖片:Yahoo

在班機還在前往台灣時,台灣人權促進協會即接獲黃燕即將到達台灣的通知,並將與其交涉。她並不是唯一最近獲得在台灣居留權的中國異議人士,另一位是記者周曙光,他通過與台灣妻子結婚獲得了中華民國護照。 然而,與周曙光不同的是,黃燕最終卻必須得離開台灣。

值得注意的是,時常有以人權為由在台灣避難的中國國民被拒之門外時,蔡政府決定允許黃先生暫時停留。有時候,政府官員甚至質疑這些中國人聲稱要尋求庇護的需求,就只因為他們無法提出具體參與治運動的證明。 有時候,蔡政府甚至擔心難民是中國政府設下的陷阱。

例如,如果台灣提供中國難民庇護,中國政府會出示該難民的「犯罪記錄」,進一步聲稱台灣包庇中國罪犯——就如同台灣如何在國際上被認為是電話詐騙的天堂一樣,因為中國時常藉由國際法來正當化自己,進而對台灣的電話詐騙採取行動。蔡政府的這種思考面向,似乎也是去年四月,向台灣尋求治庇護的中國人張向忠被拒絕的原因

張向忠。圖片:RFA

雖然「中國難民」是個特別敏感的議題,但台灣並沒有難民法。荒唐的是,台灣政府反而試圖藉由提供台灣以外的國家難民協助,來鞏固自己在國際間維權國家的形象。由於台灣缺乏國際間的認可,台灣政府可能擔心因為收納敏感議題的政治難民,而冒犯了一直以來台灣政府不停討好的國家。這跟外交策略也有相當大的關係,即台灣政府「剩餘的」邦交國家,大多數都有人權問題的紀錄,或台灣政府對於這些國家的所犯的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像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區找到。

換個角度想,台灣在國際上普遍缺乏辨識度,不也使其成為全球治難民獨特的避風港?這何嘗不是提升台灣國際形象的一種方式?特別是以中國政治難民而言,這樣的作法,反倒可以進一步將台灣與中國區分開來。

然而,諷刺的是,中國異議人士看到,在政策實施方面,有時蔡政府對中國難民的開放程度甚至低於馬政府。馬政府親中,並試圖建立與習近平的中國獨裁復興政府的緊密來往。例如說,馬政府於 2014 年對 9 名中國難民提供了庇護。然而,在台灣避難的中國異議人士的複雜情況——有時他們並非採取尋求正式庇護的形式——在蔡政府的治理下,反而變得更加複雜。正如上述提及,在大家預計會遵循馬政府的先例時,蔡政府卻拒絕了張向忠的庇護申請

林昶佐。圖片:林昶佐/Facebook

然而,台灣社會鮮少關注中國社運人士——有時候,這些社運人士是因為支持台灣而遭遇種種不幸。例如,台灣對中國 NGO(非政府組織)人員寇延丁的關注相對較少,而他卻是受到太陽花運動期間台灣非暴力抗爭的啟發,並認為這能更加興盛中國的民主運動。寇延丁因為在台灣組織了一場相關研討會,回到中國之後,與其他中國社運人士一同被捕。

所以,也許我們必須更意識到中國社運人士在台灣所面臨的困境,也該思考有哪些具體的措施,能夠讓台灣更對中國和其它國家的難民打開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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