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昺崙江昺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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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丘琦欣
編輯的話：「統獨左右之外的社會想像——社群主義是否可能」因篇幅較長，故依章節分成四個部分，此為第四部分，若欲閱讀其他篇章請點下列連結。
第三種社會想像
台灣社會目前並沒有認真討論過台灣民族主義的內涵，於是產生了與階級路線矛盾的現象。事實上台灣在很多歷史的轉折上，都遇到了類似的岔路選擇題。
所以無論是史明的台獨統一戰線，還是左翼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在實務上都會遇到極大的困難。前者必須面對與右翼本土資本家的聯合，在分配上就無法說服其他無產階級的行動者，例如資本家林榮三雖然是「本省籍」人士，他旗下的媒體《自由時報》，也確實站在本土立場發聲，但林榮三及家族所屬的「三重幫」營造業集團卻是台灣炒作土地的元兇之一，將民族主義當成解決不公平地社會分配的解方，從林榮三的案例來看幾乎是本末倒置的事；至於後者，我們必須理解民族主義雖然是一種建構，但仍然有其實際的一面。就是人們因為「地域認同」產生基本的安全感與歸屬感，這份感情是許多部落社會的生存基礎，用一句德國哲學家賀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話：「鄉愁是最高貴的痛苦」，民族主義仍然有著人類原始的共善、合作精神，這一點是反對民族主義的國際主義者不能忽略的。
簡結之，考察台灣民族主義的誕生過程，可以發現與台灣作為一個殖民地，受壓迫者想要擺脫殖民困境的心態有關。但選擇抵抗的過程中，受殖民者在無意識下引用了殖民者的民族主義語彙，讓抵抗的手段變成了目的，也就是將台灣獨立當成了「抵達烏托邦」本身。同時如法農（Frantz 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一書中所言，當殖民地獨立，殖民者離開之後，「民族國家」依舊複製了過去殖民地的宰制模式，掌權者仍欺凌著人民。諸如此類民族主義的悲慘現象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獨立之後仍層出不窮。
弗朗茨·法農。
弗朗茨·法農。但左翼論者太過忽略民族主義的能量，將民族主義視為虛假意識，其實也看不到階級分析的盲點，當女性、身心障礙、地域空間放進討論的維度時，我們可以發現階級不是一切，資本主義弔詭地，也不全是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各式社群之間的合作基礎仍然有其必要，民族主義應該被視為社群的一種形式，一種安全感的需求，而非與階級對立的上層結構。將民族主義與社群主義的正面意義結合，就是第三種社會想像：社群主義的可能。
以反課綱微調運動為例，事實上課綱微調關鍵不在統獨，畢竟台灣社會不可能編纂出一套不具有意識型態的教科書，課綱的問題不僅是統獨，也可能是男性霸權、漢人霸權、資產階級霸權及首都中心主義等等因結構傾斜而衍生的詮釋權不平等。課綱不會是只有兩種版本的對抗，而是諸多社群之間權力的掙扎產物，課綱應該是複數的、開放的，並且是以「人與社群、社群與社群」之間張力關係為基礎的。
因此反課綱運動，更關鍵的走向是要取回學習者重新認識社群的權力，給予學習者認識自我主體的方法，並且更進一步去操作這些知識工具，打破特定社群在教育結構裡的壟斷。例如說原住民的課綱運動，就應該搶回基本教育的認同基礎，教育不再是透過英文、國文等科目取得漢人社會的晉升管道，而是讓母社群可以培養出自我的能動性；再比方說勞工社群的課綱運動，就應該強調台灣經濟發展史中，勞動者的關鍵功能（勞動產生價值），以及爭取階級權益的知識背景。勞工版本的課綱將不再是以資產階級的發展史觀為軸線，而是佔領各個重要的知識生產線（如法律等學術部門），讓教育成為勞動階級的後盾。
文化作為基礎
上述理論只是想像的基礎，更重要的還是社群主義的實踐方式。其實在意識型態的鬥爭之中，文化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過去國民黨為了構築穩定的意識型態，透過文學工程打下了很紮實的基礎，而中國文學系、哲學系、歷史系等文學院相關科系，看似在就業市場是無用的科系，卻都是在培養國家的意識型態預備工程師。
過去中學國文科教育，教學與考試的內容都是句型結構、文法、釋意及特定知識份子國仇家恨情懷的抒發，這些內容刻意與日常生活的用語脫鉤，雖然是以美學的名義來進行教學，但目的是在於訓練每個學生都有相似的、嚴謹的、單調的、語法結構，努力不讓個別國民在思考與表達能力上「脫序」。所以國文教育看似枯燥且失敗，讓多數學生失去創見、讓語言的敘事手段變成觀看自身的目的，事實上是統治目的的大獲全勝。這些在文學鑑賞、批評能力上「成功的失敗者」，也將複製出下一批相同的超穩定結構的支撐螺絲釘。
透過上述教育的失落，統治者得以用中華民族主義、新自由主義、科學工具理性等意識型態來安全地分配社會資源，確保各個弱勢社群不會因為分配不公而反抗。因此八〇年代後，台灣文學的發掘與確立，事實上就是在反抗這種單向與壟斷的意識型態霸權，賦予各種文化創作新的詮釋可能。例如後殖民與後現代主義的論戰，就是為了摸索未來文化場域鬥爭的方向。
但台灣文學領域到了九〇年代末期開始體制化之後，就失去了持續裂解、批判的能量，對於相關領域的實踐者來說，僅強調台灣民族主義或者西方美學思潮，都是不足以推動並回應「台灣文學」創生需求的現象。台灣文學不僅是「台灣」的文學，而是必須持續為台灣各個社群之間的文化之火添材加薪，並且設法讓新的社會關係建立起來。
圖片：TaiwanPeopleNews
簡單說，文學不只是簡單的「為藝術而藝術」或者「為人生而藝術」的辯證，而是所有人每日生活實踐的重要工具，每個人都必須透過言談、文化行動以及展演來確立所有日常的社會關係，以及尋找個人的社會位置等。這些外在的形象就是文化想像，而文學又是文化想像中極為精鍊的形式之一，透過文學藝術，可以快速組裝一個弱小社群的認同，也可以快速解構充滿壓迫性質的殖民想像。
例如長篇小說《孽子》，重點並不是白先勇章句結構的行雲流水，而是他在八〇年代就勇於描繪出台北都會同志的社交情境——甚至當代同志都還不是一個「合法」的概念——利用他自身的社會優位，以文學之名繞開保守派的道德檢查，描繪出同志社群的圖像。這在八〇年代是至關重要的事件，代表所有非光明的、非正典的私密社群，都在為自我的主體面貌尋找出口。
農民文學、勞工文學、原住民文學亦然，當社群要尋找自我力量的時候，都必須先透過形象的創造，使讀者跨越階級、族群等理解的藩籬，才反過來證明自我的存在。簡單的說，文學是為了心靈的媒介而存在，亦即創造新的社會關係的有力工具。白先勇、邱妙津讓同志社群的形象躍然紙上；林雙不、宋澤萊、吳晟也讓農民他者的鏡像成為都市人願意接受的「真實的謊言」。
不過當代社會因為科技進展，傳統紙媒與文學不再具有絕對影響力，任何煤材都能發揮組織與解構的作用，例如三一八運動期間的歌曲〈島嶼天光〉與香港雨傘運動的〈海闊天空〉，其語言詩意增加了運動者的認同感，也推進了特定的公民想像（例如兩首歌以台語、粵語來強調「民族」性格）。閒置空間裡的塗鴉甚至是Facebook上的插科打諢，都有可能是未來社群組織動能所在。
總之，日常生活的文化實踐，包含從文學、音樂、影像到空間等諸多媒介，乃是組織社群最重要的養料。今日我們要去操作社群意識，就應該先去理解媒介與文化的現況。
社群主義的實踐必須透過草根組織，日常的人情網路，而這些管道最終都還是要回到文化實踐。文化不是固著的、本質的，而是持續發明的、演繹（延異）的，如同各種意識型態一樣。
參考書目
李敏剛〈〈香港民族主義思考筆記〉的批判筆記〉，2015年2月23日刊於《By the Danube》部落格。
阿炮〈對《香港民族論》的一些批判性閱讀〉，2015年1月15日刊於《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0557
吳叡人〈The Lilliputian Dream：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收於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輯委員會主編，《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2014，頁65-88。
曹永和與包樂史合著之文章〈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一—重拾失落台灣歷史之一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http://www.ianthro.tw/p/104）
黃厚銘、林意仁〈流動的群聚（mob-ility）：網路起鬨的社會心理基礎〉《新聞學研究》115期（2013年4月）
鄭鴻生〈水龍頭的普世象徵──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思想》雜誌第二期，2006年6月。
方志恒編《香港革新論》：台北，漫遊者，2015。
高橋哲哉《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台北，聯經，2014。
張夏準著，胡瑋珊譯《富國的糖衣：揭穿自由貿易的真相》（Bad Samaritans: 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台北，五南，2014。
Michael Booth著，張家綺譯《下一個全球超級典範——北歐》（The Almost Nearly Perfect People）：台北，商周，2014
Philip Spencer、Howard Wollman著作，何景榮、楊濟鶴譯《民族主義：一個批判性的觀點》台北：韋伯，2012。
Stephen R. Platt著，黃中憲譯《湖南人與現代中國》（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台北，衛城，2015。
Zygmunt Bauman著，歐陽景根譯《共同體》（Community：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31] 例如過去許多作家影響力在藝文界是有的，但網路時代，這些作家的FB發言屢屢受到鄉民檢視討論，如張大春、朱天心等，作家們的文化資本在其他社群領域不見得有力（或者可能透過《秘密讀者》助燃），鄉民不買這些言論的賬，壟斷詮釋權的遊戲規則就會逐漸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