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民族中心主義與台灣獨立

台灣社會運動者以及台裔美國人社群對於亞投行問題的分歧

丘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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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者：William Tsai
圖片：王承中/台灣醒報

加入亞投行或不加入，這就是問題所在嗎？

想想看，假如海外台灣人和台裔美國人社群在太陽花運動期間不是全力支持學生抗爭，而是極力質疑抗爭學生不懂複雜的經濟問題，進而完全忽視他們，說他們操之過急，這種問題最好還是交給政府決定，會帶來怎樣的結果。確實，有些人就是用這種論調回應的。但海外台灣人和台裔美國人社群在去年三月，多半還是積極聲援學生，並呼籲全世界關注台灣民主政治的危機。那時，全世界各地都發起了聲援太陽花抗爭的示威遊行。

但馬英九政權片面決定讓台灣申請成為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AIIB）會員的舉動，卻在部分海外台灣人及台裔美國人社群中引發了和去年大相逕庭的回應。張心心（Victoria Hsin-Hsin Chang）在「凱達格蘭媒體」（Ketagalan Media）發表文章，強烈質疑社運人士再次衝上台北街頭抗議亞投行的行動，繼而呼籲深思熟慮，不要太快認定亞投行必定損害台灣或侵犯台灣主權。在她看來，台灣社會運動者和公民社會的認知陷入了某種二元對立，她指出了兩種回應的立場：

「反對亞投行＝支持獨立＝反對自由貿易＝閉關鎖國＝落後的台灣人」

張心心進一步指出，台灣公民社會的這些反射性回應，根本上還是台灣認同政治和反中情結在作祟，她因此呼籲「拋開族群和認同政治的眼鏡看清楚，亞投行問題就像接下來更多的問題一樣，也需要從歷史和比較分析的角度考慮。」但張心心在提醒人們注意台灣主權議題有可能對台灣其他社會議題的思考構成阻礙之際，卻又把亞投行的衝擊輕描淡寫成「挑戰現今世界秩序的典範轉移」，認為亞投行實際上不足以和美國掌控的國際貨幣基金（IMF）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相提並論。雖然張心心的文章並沒有冒險對亞投行有利或有害於台灣做出明確的論斷，她仍主張台灣公民社會對任何經濟貿易事務採取反射性行動之前，需要更深刻的思考，不該大驚小怪。

這個問題最為弔詭之處，正在於馬英九政權決定申請加入亞投行的整個過程，完全重現了一年前太陽花運動爆發前夕的操作。國民黨政府再一次片面決定推行讓台灣與中國經濟更加緊密結合的政策，而無視這樣的經貿協議允許中國經濟力量深入台灣，可能為台灣主權帶來的危害，甚至採用違背民主原則的手段推行政策。可是對這些海外台灣人來說，難道一次太陽花運動就夠了嗎？如果台灣再次發生太陽花運動，海外台灣人難道真的會轉而批判台灣的抗爭學生妄下論斷，過份盲動嗎？許多台裔美國人社團去年聲援太陽花運動的行動與現在對亞投行議題的評價正好相反，而這種觀感並非張心心所獨有，而是廣泛表現出這些社群對亞投行的觀感。且讓我們以張心心的文章為引，探討台裔美國人社群政治傾向的特色。

海外台灣人和台裔美國人社群都毫不批判地重商嗎？

人們也看得出來，張心心在這個問題上呼籲公民社會不要大驚小怪，其實也隱含一種更為深層的重商心態。這也絕不是張心心獨有的。大致說來，這正指出了海外台灣人及台裔美國人的一種共同心態，在美國的他們往往比在台灣的同胞們更加毫不遮掩地主張重商的政治觀點。事實上，人們不但能夠看出，更應該指出海外台灣人及台裔美國人社團在這一點上和台灣在地人的認知是斷裂的。

畢竟，對於許多人而言，他們認為台灣在競爭越來越激烈的全球市場裡總得要有一個位置，而台灣現在已經因為不受國際承認而邊緣化了。反射性的反對一切與中國簽訂的經貿協議，是否反而損害了台灣經濟的長遠發展？張心心不只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更呼籲人們要深思熟慮。要是公民社會能從容不迫地慢慢想清楚這些問題，並且衡量對台灣經濟有利還是有害，而非不假思索地衝上街頭，那該有多好！

不過就算人們懷疑去年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大多數抗爭者，都只是憑著直覺的是非觀念行事，而不曾逐條仔細分析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優缺點，這些憑本能行事的人，反倒證明了比那些鼓吹深思熟慮的人們更有智慧。要是我們去年都停下來好好深思熟慮服貿協議的利害，而不輕易採取行動，今天事情又會變成怎樣？

自發性對上法律秩序

要是沒有學生在那一刻採取的自發行動，我們也就不會看到台灣解嚴以來最大規模的一場公民抗爭，更別提太陽花運動後公民意識的覺醒，以及公民覺醒所導致的 2014 年 11 月國民黨在地方九合一選舉中慘敗。

深植於海外親台灣社群當中的，除了重商觀點，以及對既定秩序強大的信念之外，還有他們對於冷靜理性政策思辯必須在法定適當程序中進行的認知。從這種論點看來，公民社會的自發性抗爭若是不受控制，無人指導，甚至有時未經深思熟慮，就是毫無必要且有害的。於是，他們極力強調贏得台灣的重大選舉，進而以遊說方式影響外國政治人物，尤其是美國政治領袖，也就毫不意外了。

3 月 31 日晚上在總統府前自發性抗議台灣加入亞投行的示威者們。圖片：臺左維新

但首先，經由法定正當程序進行的理性合法思辨在台灣是有可能的嗎？馬政權已經連續兩次在民意反對之下，仍企圖強行推動影響兩岸關係的政策，公然蔑視人民反對的聲音，使台灣早已不存在得以進行理性政策思辨的所謂法定正當程序。正因如此，公民社會才不得不起而和政府抗戰。

事實是，台灣的社運抗爭者們對於世界局勢的清楚思辨，遠比張心心所承認的更深刻。首先，去年太陽花運動的抗爭者和最近反對加入亞投行的抗爭者，都不是受到認同政治誘發的情感驅使而行動的。太陽花運動的抗爭者根本就不是反射性地「反中國」。無論在去年的太陽花運動，還是今年的亞投行抗爭，張心心所謂「反對貪婪中國人」的族群／國族情感多半都是不存在的。去年太陽花抗爭和最近亞投行抗爭喊得最大聲的訴求明明是「民主」，以及「捍衛民主」，不但邀請了中國人發表短講，我們還能從這幾次抗爭中大致看出，運動對於老舊的族群／國族主義政治退潮所做的反思，同時提倡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公民社會架構。

反中國與反國民黨

儘管在去年的運動內部有著「完全反對服貿協議」和「不反服貿協議，只反對在立法院強行通過的反民主『黑箱』手段」的路線分歧，這場運動本身反對中國的程度其實還不如反對國民黨政權蔑視民主的程度。張心心恐怕是從國外媒體，特別是英語媒體接收資訊的，因為在這些媒體上，無論是今年的反亞投行抗爭還是去年的太陽花運動，一切捍衛台灣自由不受中國侵害的人事物全都被報導成「反中國」。

張心心恐怕也沒注意到一件事：既然台灣公民社會對各項重大社會議題都以投入關切為使命，反對亞投行或服貿協議的抗爭者，也正是同一群張心心所謂被反中焦慮妨礙了關注其他社會議題能力，實際上卻對一切社會議題無役不與的抗爭者。這恐怕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台灣實際上發生的事件與我們這些必定只能接收到二手資訊的海外人士之間存在的認知斷裂。就連身在海外的台灣人都有可能因為認知受到國外媒體型塑，而認為太陽花抗爭在某種程度上「反中國」。

警察在 3 月 31 日晚間集結。圖片：黑色島國青年陣線

尤其是具有台灣人身分，卻不是在台灣生長，也沒有在台灣待過很久的人，往往無法意識到國民黨對台灣民主政治的種種箝制。在他們看來，台灣最大的威脅來自中國，至於台灣內部的民主問題則認為多半已獲解決。正因如此，台裔美國人和海外台灣人比較不常主張「台灣獨立」，而是更常喊「守護台灣自由」這樣的口號，台灣在這樣的口號中被認知為已經得到「自由」，只需要防範中國入侵。然而「台灣獨立」的概念始終清楚意識到台灣事實上獨立於中國之外的現狀，其重點則在於讓台灣掙脫國民黨統治獲得自由，為永續獨立奠定堅實的基礎。更何況，若不把國民黨一勞永逸地消滅掉，台灣還能自由多久？

貿易從來不只是經濟問題：亞投行背後的區域地緣政治魅影

然而，就算抗爭者可能普遍是憑感受與直覺而非理性行動，人們只要去讀讀最近反對亞投行抗爭的領導者及第一線組織者發布的聲明，的確是能夠看出他們在亞投行議題中，對經濟及地緣政治因素有相當程度的思慮與警覺。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臺左維新等組織呼籲人們注意自由貿易政策背後的危機，以及自由貿易對在地勞工的傷害，有時運用了馬克思主義或左翼關於資本主義自海外侵蝕台灣的論述，就算有時不免幼稚，他們恐怕還是考慮了一些台裔美國人社群未加注意的問題。

換句話說，在亞投行背後蠢蠢欲動的是中國區域地緣政治的魅影。或許沒有必要將亞投行完全簡化為中國的一項經濟策略，以促進中國追逐自身的地緣政治野心為其真正邪惡目的，但亞投行終究是和中國的全盤外交政策目標並存的，因此無法和中國的擴張企圖分別看待。

或許亞投行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一個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區域經濟整合，同時在亞太地區創造出一個順應中國經濟成長的經濟秩序，與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TPP）相抗衡。但是亞投行在某些部分比 TPP 更優越，因為它的目標涵蓋得更加廣泛，TPP 實際上設定了一個更為適中的目標，它只追求亞太地區的經濟整合。但亞投行將亞洲以外的國家也納入其中，這說明中國著眼於全球經濟整合；不僅如此，中國明明有能力自行籌辦亞投行，卻又找來其他股東加入，其目的正是為了加快整合速度。

中國推出的亞投行並不僅僅是一項經濟政策，也不能和它的領土野心分別看待，可以明確看出，亞投行的地緣政治面向就是讓中國得以利用貸款條件來拉攏其他國家，將經濟實力轉化為左右其他國家政策的能力。這足以重新建構一個國家的經濟，包括國內產業。中國還能經由這樣的手段，以經濟建議的形式影響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西方強國參加亞投行絕對不像張心心所以為的那樣，意味著亞投行對台灣很安全，亞投行因為西方強國的參與而不再只是中國的一項倡議；恰恰相反，這正說明了亞投行的危險之所在，以及中國透過亞投行倡議展現的對外擴張企圖。就算有其他國家參與，中國必定還是亞投行之中最具支配力量的強權，各國的參與不過是擴大了中國的影響範圍。

這正是「自由貿易」的另一面，自由貿易政策具體而微地展現出大國對小國施展經濟力量的地緣政治現實。反對「自由貿易」政策甚至稱不上是張心心的等式裡所謂的「閉關鎖國」。許多團體的重商傾向似乎讓他們產生這樣的結論：反對自由貿易是那些在世界各國高峰會場外面叫嚷著反帝國主義口號，高舉標語牌散播陰謀論的左派人士才會幹的事。絕非如此。重商團體至今仍然無法解釋經濟是如何為地緣強權甚至帝國主義目標的擴張而服務，它並不存在於一個能夠與國際關係分開評價的領域裡。

但對於台灣經濟衰退的焦慮，看來正足以讓某些人對地緣政治現實欠缺應有的謹慎。自由貿易對臺灣的經濟甚至有可能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台灣過去和美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以及這些協議在 1990 年代對台灣國內產業帶來的重創，應該足夠說明問題了。不過就算對於是否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這個大前提表達了應予以重新評估的意見，而且亞投行又是由最直接危害台灣生存發展的那個國家所提出的經濟倡議，重商的台裔美國人社群還是表現出了類似於對美國主導 TPP 的盲目。

本文或許不適合深入討論台灣與美國地緣政治及美國經濟力量的糾葛，這樣一來會把台灣深深嵌進「亞洲軸心」之類美國反制中國霸權的訴求中。本文也無法深入討論海外台灣人以及台裔美國人社群往往不分青紅皂白地支持美國，以為確保美國對台灣的支持這件事本身對台灣就是有益無害，卻不問美國是怎樣將自身的地緣政治威脅帶給台灣，也無視美國長期支持蔣介石威權統治，好讓台灣在冷戰第一線對抗中國的歷史。然而支持台灣加入亞投行或 TPP 的論調在某些情況下竟能莫名所以的並存，這也就完全曝露了某些社群的論調含混不清的本質：在他們看來，捍衛一個「自由台灣」最重要的前提是台灣經濟發展有成，至於其他的一切皆可忽略不計。

總結

雖然亞投行議題隨著台灣應以何種名義加入未獲共識而被中國拒絕，如今似乎已經無需討論了，台灣被拒於門外這件事本身只能再次讓我們看清，幕後推動亞投行的是實實在在的中國地緣政治權力。當然，台灣加入亞投行被拒恐怕不是因為主權問題，而是恰好相反，中國目前還不想糾結於台灣問題，它的心力多半投注在籌辦亞投行這件事上。換句話說，台灣問題對於中國恐怕太過複雜，目前中國手邊的事已經太多了，不適合與籌辦亞投行同時處理。可是怎麼會有人對台灣被拒絕加入感到意外？亞投行背後仍然是受到中國支配的，中國一聲令下就把台灣排除在外，只不過再次說明了台灣要是真能加入的話，將要面臨甚麼樣的權力動態關係。

更進一步說，當我們從張心心或其他人的回應裡指出海外台灣人或台裔美國人社群對於亞投行問題的普遍反應，我們也要同時指出過度重商的論點是用什麼方式阻礙了其他面向的考量，尤其是地緣政治考量。此外，重商的論調往往顯露出對公民社會能動性的質疑，以及到頭來仍然信仰國家公權力，卻不管最近這幾年的經驗是如何向我們揭示，臺灣政府的嚴重缺陷使得公民社會不得不自力救濟。

這倒不是說公民社會永遠是對的，或者公民社會沒有需要接受批評的時候。只是，公民社會目前仍然是台灣在國際社會爭取到實質獨立地位的希望之所繫，經由公民社會的力量，台灣有可能同時掙脫大國的地緣政治謀略及經濟支配，這兩者往往是配合無間的。倘若海外台灣人及台裔美國人社群真的希望守護台灣自由，他們就應該密切注意經濟和政治力的相互連動。

我們會繼續觀察國民黨未來是否還要試圖推動台灣加入亞投行。這很有可能，因為國民黨顯然沒有能力從過去一年的抗爭中學到教訓。可要是亞投行問題開啟了台灣的下一波抗爭，當政治區分的界線清楚劃下，就讓我們拭目以待海外台灣人及台裔美國人社群要站在哪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