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岸傘花革命觀察─三現場對比
夕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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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Citobun/WikiCommons/CC
香港此次普選運動能從佔中升級到數十萬人參與的「傘花」革命，引起國際廣大關注，除了考量政治面香港與北京政權矛盾的緊張情勢，和經濟面長久以來城市經濟貧富差距的危機，也可以從空間的脈絡去分析。此篇文章作者以空間與集體行動的研究，去討論香港佔領運動的進程與發展。
空間與集體行動作為又一個跨學科領域，一直都不是社會運動研究的主線。這不僅因為跨學科與現有學術體制的天然齟齬，也在於空間概念的廣延性讓相關研究和研究者分散在各處，難以形成穩固的學術共同體。僅僅是地理學界在空間研究上的基本概念和分析單位，就經歷了好幾個階段的轉變，從上世紀50年代前的區域 (regions)，60、70 年代的空間 (space)，80 年代的地點 (place)，90年代出現的尺度 (scale) 和尺度政治，直到現在涵蓋範圍更廣的網絡 (network) 與移動性 (mobility)，每一次轉向似乎都在收納更駁雜的問題。
不過話說回來，空間研究的脈絡在集體行動的文獻中還是可以被清晰窺見。蒂利在本世紀初關注過歷史上倫敦和巴黎的空間與抗爭。具體縮小到空間布局上，古爾德 (Roger Gould) 於 90 年代初所做的一系列巴黎起義研究對此有詳細的論述。古爾德發現，工人階級居住社區中形成的非正式鄰居網絡極大促進了情感認同的生成，從而發揮了比正式的運動網絡更重要的作用。華人學者中，趙鼎新也早就關注過北京高校的宿舍布局和地理樞紐位置，認為其對 1989 和 1999 年學生運動的動員產生了積極影響。過去幾年全世界範圍內湧現出多股社運浪潮，可惜的是除了一系列描述事件過程與周遭環境的網路分析，目前鮮有學術文章考察近年來社運和空間的共同演變。一方面，許多研究者轉而關注數位媒體的作用，另一方面，更本質的原因也許是大多數研究者都不在社運現場長期駐紮。
聯想到目前香港的情況。作為典型的運動社會，之前已有不少學者從公共空間的視角考察過香港本土社運的結構性限制和機遇。目前處於中心議題的佔中，因其博弈主體的層級性，話語的多樣性，戰線的持久性和很可能出現的強衝突，使得空間問題被擺在了更為關鍵的位置。根據發起人在官網的敘述，選擇中環為基地的原因主要在三方面：一是著重打擊作為香港命脈的金融中心；二是遠離住宅區，避免影響普通人生活；三是集中一點而非多點擴散，匯聚和節省人力。這三點都與空間相關，但更多是運動理念和宣傳策略的自然延伸。如果更實際地討論物理空間的布局，則應該考慮到多個面向。一是空間本身的性質特征，其搭配的資源是否足夠豐富；二是空間與周圍空間的連接和互動，周圍空間是否會支持或壓抑抗爭空間的功能；三是以更大的尺度來看，空間在整個城市功能和區位上的地位優劣。而這三類問題又都可以既從行動者的角度去考量，又從國家和統治者的角度去切入。國家的可能反應令運動的不確定性更增一籌。哪怕投入的資源總量不變，國家實現管制的手段，也是個對抗爭結果造成巨大影響的因素。
空間與社運目前看來是個非常有潛力的挖掘點。首先，以佔領華爾街為元年，各種佔領運動在全球呈擴散趨勢，而佔領顯然就是個從名字上就和物理空間緊密對接的話題。佔領意味著行動者需要長時間與物理空間形成互動，所以僅僅從網絡動員的角度考察之會忽略重要的力量博弈過程。其次，對空間的考察可以很大程度上豐富比較研究。比如如果僅僅用通訊發達程度和資源擁有量來解釋集體行動的強弱，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在一個偏僻的中國小縣城，短時間內可以聚集起大量的抗議人群。如果納入空間的考察，就可以發現密集的居住格局有利於農民間熟人社會的搭建，從而有利於運動的高風險動員。又比如同樣是在香港的高校，陸、港生衝突在一些機構比另一些地方更加嚴重。人口密度，居住格局在其中可能扮演了比較重要的角色。再者，在虛擬網絡與物理空間的互動中，前者對後者的塑造和修正作用越來越強，這也吸引了很多傳播學者去關注「中介化的移動」(Mediated mobilities)。最後，跨學科研究也確實愈發受到重視，很多小的研究主題，比如記憶研究都得以自立期刊，空間與社運這類雙方都有深刻學理積澱的主題自不會落後。
未來會有更多抗爭個案成為經典文本，而香港具備這樣的條件。香港的城市空間向上拓展，通道密布，出口眾多，設施發達。在特殊的城市空間，多級的尺度政治影響下，即將到來的佔領運動可以為觀察空間與社運提供新的思路。
圖片：干諾道上的占領地圖
由於香港佔中提前，整個運動升級成為更大規模的傘花革命。香港社運進入新世紀後的特色就是個人動員為主，團體動員為輔，這次運動也不例外。大部分參與者都是自發前往，連運動的物資補給都是眾籌式的。高度去中心的結構使得任何一個組織及其領導者都無法完全控制和預測局面。
在空間布局上，運動也分散到城市各處，主要的佔領點是中環 – 金鐘 – 灣仔，旺角和銅鑼灣三處。有趣的是，三處地點的空間布局和人員構成存在較大差異，這可能進一步影響到人們的線下互動方式。
金鐘是運動的主場。因為最先聚起抗議者，而且歷次社運都在此集會，參與總人數當然最多。在金鐘，學生群體佔據絕對主流。運動主要動員方學聯和學民思潮的核心成員之前在此被捕，兩個組織又選擇在同一地點舉行發布會，所以地鐵中的學生多在金鐘出站。公眾假日來臨，比起前幾日的肅穆氛圍，目前的現場氣氛明顯緩和，甚至可以說是輕鬆愉快的。這從整個場地以供應食水而非口罩毛巾為主就可以看出。很多人都扛著相機前來，其中不乏各路中外觀光客。
在空間方面，整個金鐘的視野是最開闊的，兩座主要的天橋和兩端的扶梯提供了無窮多的觀測角度，在天橋上方懸掛橫幅也非常方便。另外，由於參與者佔領了立交橋，高出地面的坡度使得照片中的人群更有氣勢。干諾道兩邊分布著政總，軍營，金融地標和星級酒店，即使在美學和象徵意義上，也與抗議者形成了強烈反差。也難怪外媒那些高處攝影佳作多在金鐘完成。
在三處場地中，旺角空間最為狹窄，阻礙了人群進行大範圍的流動。參與者裡中年人和老人佔相當大的比例，也一定程度減慢了人群移動速度。因此，旺角的信息傳遞模式，除了大聲公一對多的傳播，很多都是一對一口口相傳或小圈子傳播。後面的人聽不清志願者的聲音，又走不到前面去，只能讓前面的人傳達，這也讓不同年紀的人自然攀談起來。旺角的群眾溝通模式自然促進了公民講台的出現：任何人都可以在多個講台上自由發言。
旺角的佔領缺陷也非常明顯，由於商鋪密集，魚龍混雜，藏匿方便，該地遭受外部衝擊的可能較高。有本地人士指出，六七暴動後彌敦道從未用於遊行示威。由於黑社會聚集等歷史因素，旺角佔領點還出現了「黑社會砍人」等謠言。確實有本地居民因為擔心黑社會，而選擇去金鐘主場聲援。但旺角同樣也有著不一樣的文化認同優勢，多個社運和工會團體的總部都設在附近，甚至密布的二樓書店都能在很多人文化記憶中留下一筆。因此，一些關注民間機構的人士更願意在旺角堅守。
由於很難找到高度合適的拍攝點，很多媒體記者，尤其是需要出鏡的電視記者被迫爬到了地鐵出口上，將之作為直播點。由於在高度上沒有優勢，旺角的視覺焦點集中在道路上：地面上塗滿了白色的口號，停運的大巴被徵用成為民主牆，甚至路邊還有被塗上標語的私家車。
相比之下，銅鑼灣的人群流動性是最強的，但佔領也是最不徹底的。這一來是因為周邊大型購物中心和藥店等小商鋪實在太多，購物者與抗議者混雜在一起，搭便車的參與者數量較多。其次，不少抗議者自身也會跑到周邊商場休整覓食，而非長期佔據。再者，銅鑼灣地勢平坦，馬路中央阻隔極少，地鐵出口多，人群流動限制非常少，天然給人來去自由的感覺。在金鐘，如果身處干諾道，至少需要十到十五分鐘才可以越過人群和護欄回到地鐵站，而在銅鑼灣，五分鐘內參與者就可以抵達最近的地鐵出口。
銅鑼灣的另一個劣勢在於，由於整個場地被高聳的建築所環繞，從高空拋擲物體破壞現場非常容易，現在已經出現拋擲雞蛋和西瓜皮的情況。當然，銅鑼灣的商業中心地位，使佔領運動可以影響到更多的潛在人群，比如來自大陸的觀光客。另外，正是因為這種流動性，使得現場的標語排列比其他兩處更密集，人們可以隨手創作，並立即把卡片張貼在路邊的欄杆和掛繩上。
當然，在不同的時間，同一場地的人群互動模式也會發生很大變化，參與者對實體空間的不斷改造和再利用也不可小覷。隨著運動發酵，更多的策略會被淘汰和發明。也期待參與者能和實體空間產生更多有意義的互動。
原文連結：http://gravitysworm.com/post/85009366527
（本文引自原作者部落格，並經作者同意，略做修改後刊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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