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an Hioe楊進 與 丘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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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洪延平
破土於五月九日在紐約巿訪問了LIMA台灣原住民青年團有關於他們在聯合國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壃的相關主題。
破土：可以請你們每個成員做個自我介紹，談談你們在LIMA內的職務以及你們平常從事什麼職業？
Veneng：我叫 Veneng Dalijabaiyan，漢名叫董桂伶。現在在康乃爾念生物工程。LIMA 的歷史跟我來美國留學的時間一樣長，快四年了。我會加入是因為我堂弟 Gasi 和廷卉他們成立了這個組織。我自己雖然身為排灣族，但是因為長期在外地求學，很少認識跟我同齡的原住民同學們（當然現在比較多）。我之前都沒有參與過有關這方面的活動，所以當我聽到我堂弟成立這個組織時，就相當有興趣。但是因為在國外念書的緣故，很少能從事這個領域的活動。所以（每次 LIMA 來美國）時我就會積極在他們旁邊學習新知識。
Eleng：我的漢名叫郭文萱，我是屏東的排灣族，族名叫 Eleng，家名叫 Kazagiljan。我在 2012 年的時候參加行政院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的國際事務人才培訓，因而認識廷卉和一群朋友。後來廷卉來找我們，詢問我們要不要去聯合國做原住民議題的倡議。我是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的，現在在原住民電視台擔任國際新聞的編譯。我們的組織其實都是自己去討論、決定我們參加聯合國的訓練和讀書會的內容，包含了解聯合國的運作方式，以及最近世界原住民在討論的議題。我們發現（他們關心的問題）都跟台灣滿有連結的，有一些共鳴。
圖片：洪延平
Gasi：我叫哲豪，族名叫 Valagas Gadeljeman（小名叫 Gasi）。我跟 LIMA 是在 2013 年第一次來聯合國原住民議題常設論壇（UNPFII），可是 LIMA 這個組織是我們幾個有興趣的朋友之間逐漸形成。一開始它並不是一個團隊，而是大家在不同工作領域，或是在各地（台北或台中）對原住民議題或者對世界原住民的議題有興趣，應該我們認為台灣的原住民也要與世界有連結。我們大部分都是在台北讀書，都想要一個空間辦讀書會。在讀書會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其實參與讀書會的成員跟各自部落的連結都滿強的。以前在做原住民國際事務的人雖然英文能力強，可是對於原住民的議題，尤其是部落發展的文化連結不夠強。所以我們 LIMA 是首先由一群好朋友組成，但出去的時候就比較像一支團隊。之前幾乎都是廷卉一個人在國際上面，尤其是 UNPFII 事務上一個人努力，但是她覺得這必須要有一群年輕人來參與，所以問我們要不要參加讀書會。
Eleng：在這期間我們覺得我們必須要起一個名字，經過討論之後就決定叫「LIMA」好了。
Gasi：因為在我們各個族群的語言裡面都有「LIMA」這個字。他一方面是一個數字，一方面代表「手」。在整個南太平洋地區的原住民都有這個單字。我們覺得這個字串聯起了我們每一個人。我自己是台大城鄉所畢業的，現在在人類係做研究助理做。我另一方面也在社區做營造跟社區組織。我在 LIMA 擔任藝術總監。
圖片：洪延平
Ljius：我的族名叫 Ljius，我是來自屏東的排灣族。我的漢名叫徐嘉榮，目前在政大讀國際傳播研究所碩士二年級，也是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我和 LIMA 的相遇是我之前讀世新大學當社長的時候，差不多四年前，有請廷卉姊來給我們上課，從而認識她。我後來也認識了 LIMA的成員文萱和 Gasi，得知了他們在 LIMA 關注國際事務，讓我對他們很有興趣。所以今年就第一次參加 LIMA 團隊，是一個新生的身分。
Tuhi：我的漢名叫洪簡廷卉，族名叫 Tuhi Martukaw，我是卑南族。其實我們組織內部沒有很詳細的分工，因為我們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是靠討論和共識決定的。雖然說我因為是年紀最大的而是名義上的團長，但是我們都是以討論而不是個別的人單獨的來做決定。對於我們的工作，剛才 Gasi 也講得還蠻清楚的，主要是放在國際的串連，與部落的連結，還有在地的青年培養這幾個重點上。主要的原意就是因為如果我們要做國際的串連，草根和在地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們自己對本土議題的了解，對自己部落的了解都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很一體兩面的事。過往參與國際事務的人，不只是原住民，到現在都只看到往外走的部分，卻沒有看到在地連結的重要性。
破土：對於不熟悉LIMA的讀者們，可以請你們介紹一下你們的組織和它的由來嗎？另外，也請你們談一下 LIMA 是一個怎樣的多族群組織，而不是單一族群組織嗎？因為許多時候，台灣的原住民族會被視為一個族群。
圖片：洪延平
Gasi：其實你會發現LIMA這個組織的形成其實是我們大部分的人在都市地區讀書/工作才因而有機會聚在一起。會來到台北的原住民幾乎是各個族群的，所以從LIMA的組成就不會是由單一族群構成的。我們從 2013 年開始到現在有排灣族、魯凱族、卑南族、泰雅族、布農族等。
Tuhi：雖然我們現在好像是排灣族多數，但是排灣族本身也有分台東、屏東的排灣族，以及北排、南排、中排。我們今天代表團的三位排灣族成員就是各自來自不同的排灣族部落的。台灣的族群多元其實不只是十六族的族群多元，而是每一個族群內部也有他們的多元性，如排灣族的例子。另外，我自己是卑南族，我們去年來開會的代表團也有其他兩位卑南族女性代表，可是我們是（屬於）不同系統的。這個多元性造就了我們在議題上討論的時候構想就會多元。
Gasi：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們各自來自不同群體跟區域，我們也會有各自不同的觀點。所以雖然「LIMA」這個字在每一個族群裡面都有類似的意義，但它也可以呈現出一個民族和議題的多元性。
破土：LIMA 這次來紐約聯合國會議主要想達成什麼樣的目標？今年有沒有面臨新的挑戰？
圖片：洪延平
Eleng：這次剛好蔡英文總統在選舉的時候承諾了將會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並實現轉型正義。在國內我們對此都有漸漸開始很多的討論。我們也發現這跟聯合國的議題相契合。今年（聯合國的主題）剛好是「原住民族：衝突、和平、和解決方式」，這跟轉型正義都是原住民在尋求主權的過程。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把這個議題（在大會上）帶出來，不管是在會內論壇上分享，還是與我們周邊的哲學星期五、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合辦研討會，我們都有討論到這部分。這是我們今年想要努力的大方向。
Ljius：我覺得我想要達成的目標是去外面看看，這是我第一次出國。我在讀國際傳播時學到了這些國際組織，對很多原住民國際組織很有憧憬，想看看到底原住民族的國際組織是怎麼運作的。我也希望我可以把議題帶到部落。我這次回去會受到文化部青村計畫的贊助，而我們部落也會組織工作坊，我希望把這些議題帶到那邊去，讓部落青年知道國際上原住民族的事務。
Gasi：我們LIMA在出國之前每個月都會辦一到兩次的讀書會，透過讀書會的過程去達成共識，討論各個部落的議題，並且在我們來紐約之前，將討論議題的目標整理完成。我們這次來其實會碰到在紐約的台灣夥伴，如哲學星期五和破土。其實我們原住民團體過去都比較封閉一點，覺得出國就比較只有和原住民團體接觸。這次出來跟往年不一樣的目標是想要和在紐約的一些非原住民的台灣夥伴朋友們一起做原住民議題的串連。我們覺得這幾天已經漸漸地達成了我們的目標了，像我們在哲五的分享還有今天接受你們的採訪。我們覺得原住民的議題不能只有原住民發聲，它需要各個組織夥伴們（一起推廣）。
圖片：洪延平
今年的新挑戰是，如文萱剛才提到的轉型正義，是很少在聯合國討論的。台灣的原住民很具體的表達我們的聲明，並追蹤蔡總統的政見。我們在來紐約之前有舉辦一個論壇來搜集各方的聲音，並將這些意見彙整成一個宣言。我們的挑戰是將這個聲明納入到聯合國的場域裡面，同時也建立紐約跟台北之間的連線。那時候我們在會議期間透過媒體將我們的議題凸顯出來。會覺得這是一個新挑戰的原因，是因為很少原住民組織會去講轉型正義這件事，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機會去表達出來。
破土：LIMA 還有組織舉辦什麼其他活動嗎？你們希望透過這些活動能得到什麼樣的成果？LIMA在接下來五年有哪些具體希望達成的目標？
Tuhi：我必須說我們一開始是沒有這麼多野心的，比較且戰且走。可是發展到現在，我們發現其實台灣同時在做國際串連和原住民青年培訓的團體其實不是那麼的多，其實只有我們啦（笑）。所以很多（活動組織）如果牽連到有關的議題都會找我們。所以現在除了每一年來聯合國，以及我們自己的青年培育活動之外，我們在國內還參與了很多與國際事務相關的工作。比如說現在台灣已經把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都已經在內國法化並且進行審查。國際審查這個部分其實(在人權推動上)扮演重要的統籌的角色。我們也參與過其他實質的政策倡議。久了以後，我們就慢慢可以找到我們的定位。對於行動，如街頭抗爭，我們也很積極參與，可是我們放更多心力在政策倡議的部分，這也是我們未來的目標：如何連接國內外，或利用國外的機制或經驗去達成政策倡議。另外，我跟另外一名資深的團員一直以來有一個夢想，就是是在台灣成立一個跨族群的青年論壇。其實在 2007 或 2008 年左右，我們剛開始在討論（成立 LIMA）的時候這就是我們的構想。其實我們每個團員都是在紮根於部落，因為我們後來發現如果我們要辦這樣的青年論壇，前提是要大家都準備好，也看得到它的意義的時候，這樣的論壇才會意義。不然，它只是一個象徵性的建構，一個大家聚在一起拍照的場合形式。我們希望我們建構的論壇是能夠影響現今政策和原住民族社會，甚至影響整個台灣大社會和政治環境。所以我們現在回到各自的部落，慢慢影響和學習轉譯的工作。怎麼樣把我們在聯合國或在台北都會區從事的青年培養和串連，轉譯成我們部落青年可以共同參與的模式？也許希望五年之後我們可以做成一個跨族群的台灣原住民青年論壇。這個論壇產生的東西將會非常具有代表性，未來參加聯合國或其他國際場合的時候，可以將它們帶出去。這是我們未來的夢想。
圖片：洪延平
我們不排斥跟任何的組織或機關合作，台灣的原民會也一直在做國際事務人才的培訓。我們都有（在原民會舉辦的課堂內）擔任講師，像我也是他們課程設計的委員。我們也會當輔導員，協助他們進行討論。這也是我們青年培力的一份很重要的工作，也是跟政府單位合作的。一方面我們也影響政府面對國際事務的態度，（我們參與）國際事務人才培訓不只是青年的培訓，也希望將它變得更有活動性，而不是讓它停留在沒有太大的實質效用上。希望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讓更多的人可以投入國際事務的行動，也讓大家知道它其實是很多元的。不只是聯合國，也不只是一定要加入我們才可以（參與）。我們希望可以分享我們的經驗和方法，讓來參與的人可以自己去找出如何參與國際的方法跟途徑。
Gasi：未來五年的目標還包括了持續在大學校園內推動的工作坊。我們的目標是在全台北、中、南、東都有與大學合作的機會。其實我們過去都有，每一年（從聯合國回台灣後）都有被邀請到很多大學去分享。我們分享不會像是只有演講，而比較像是工作坊（Workshop）的模式，讓學生們能了解我們在做的工作。在這五年裡面，我們想去原住民學生較少的縣市，如台南、台中這種中南部的地方。我們現在比較偏北部和東部。我們希望未來在中南部的大學都可以設立工作坊作為一個分享機制。我們 LIMA 的團員也有一個對未來滿大的規劃，就是我們想要進入到政治體系，從體制內做改變。我們未來可能有夥伴會想要去從政。都有人問我們有沒有興趣走上立法委員或市議員的路，也有比較基層，如鄉民代表、議員，我們幾乎都有被問到。像我們這個階段都已經超過二十八歲以上，而且原住民其實做國際事務或參與政治、社會議題的都比較少。所以有涉獵國際事務的原住民青年都是被歸類有政治目的的，或是想要參選的。既然他們都這麼想了，那我們就這麼做。未來我們LIMA這個團隊有可能會去做政治參與，尤其是當政治人物的角色，直接進入到核心區影響更多事情。
破土：蔡英文上台之後，你們覺得原住民政策會有什麼改變嗎？LIMA 又會有什麼反應？另外，像這次選舉時代力量有成功把人送進立法院，而剛剛提到你們也有興趣往體制內走，在這方面你們想要怎麼實現改變？在新政府下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性？
圖片：洪延平
Eleng：我們很樂見蔡英文總統要用總統身份向原住民道歉這件事，但我們要去更細緻的討論，就原住民的觀點來說，她為何而道歉？她道歉之後的具體行動是什麼？政策的部份還有待觀望，但至少態度上開始改變，這是我們樂見的事。再來，轉型正義是一種方式、是一種過程。它要達到的最終目的是原住民主權的恢復，土地、資源等使用權的修復與返還。轉型正義要針對整體社會，不只是原住民和政府之間的事，它也不是一種清算和秋後算帳，而是發展和面對未來時，必須回頭看過去歷史上的創傷、錯誤，才能修復彼此的關係。否則原住民就是在邊緣，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有這些權利，主流社會更不知道，到最後莫名其妙好像有很多權利，而在進行倡議時，會面對一些聲音：「原住民不是已經過很好了嗎？為什麼還要這些東西」、「你們不是已經過著和我們一樣的生活了嗎？」。問題是這個「一樣的生活」背後我們失去了多少東西？這是這個社會很需要的認識、認知。再來，政府這個國家機器，它擁有這麼龐大的官僚體系、法律、公務員等等系統對原住民做的不正義，要小心一個陷阱是，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來不一定都是非法的，譬如說遷村政策，說是為了原住民的生活、生命安全保障，而把我們遷移到別的地方；國家公園法也是一樣，說是為了保護自然資源，可是卻都忽略了原住民在土地和資源上的關係。教育也是，都是依法行政，所以要小心不只是合法性，還有是不是具有正當性和正義這件事。整體來說，一直以來有原基法（原住民族基本法）、有原住民族委員會，也有兩公約、憲法增修條文，這些制度上、體制上的規定。但是實踐上還是有很大的困難。最重要的是立法後的監督和實踐。再補充一點，法律其實是人權的最後一道防線，做滿也只是 60 分，也不能把法律當成萬靈丹，應該是從社會的教育著手，教育是最根本的，雖然花的時間比較久，卻是最有效的改善方式。所以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破土：你們會覺得原住民議題在社運圈中被邊緣化嗎？最近常被討論的台獨與原獨，像有人就因為支持台獨而反對原獨，你們有什麼想法呢？
圖片：洪延平
Tuhi：我們和主流社會運動一直有在互動，只是其中是動態的消長。1980 年代在反雛妓、反人口販運的時候，我們和很多女性團體、人權團體有非常緊密的合作；還有反水庫運動也是，都有很緊密的合作。近期我們也都有參與修憲相關的討論，這其實也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希望可以跟更多不同的社運、人權團體合作。但之所以是動態的原因在於，我們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和他們）有同樣的態度或立場，所以這是個動態的互動與合作過程。邊不邊緣化或所謂的主流、非主流分野，有時候我們原住民社會內部比較保守，會擔心和其他團體的合作，有些事件或行動上看起來我們比較「自己」一點，不過這也是我們這一輩年輕人所做的改變，所以我們也不排斥和政府、不同組織的合作。但這需要各方面都發展成熟，我們可以在某些議題上有共同立場而合作，但並不代表我們永遠都要當好朋友。就我們自己來說，並不覺得我們被邊緣化，另一個角度來說，有時候是我們自己 hold back，準備好自己，等自己夠強壯也明確知道自己目標在哪裡以免被拉著走。且戰且走聽起來很消極，可這是取得平衡和調適的必要歷程。
我們有時候也會發現，其他組織想跟我們合作卻不得其門而入，不知道要找誰。最近發現兩大題：勞工，在原住民勞工方面，勞工團體也一直想要找原住民團體合作，我們的確有人在做這件事，但可能還不是那麼積極地和其他團體合作；另外，前一陣子參加世代正義連線，那是由好幾個在做青年、兒少相關的行動組織的共同平台，也會發現同樣的狀況。所以對我們 LIMA 來說，這也是未來很重要的工作，怎麼樣把連結凸顯出來，找到在各自崗位、在草根層級的組織串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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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與原獨我不認為是互斥的事，應該說，獨立這件事不必然是有很明確的國界，有時候我們太狹隘了，就覺得是獨立建國，可是其實我們也不一定是要獨立建國，而是我們怎樣可以好好的、真正的、有獨立性的行使我們的權利，用自己想要的方式過我們想要的生活。我們一再講的是，原住民族的主權從來沒有消失過，我們也從來沒有讓渡過，但原住民族的主權不必然是（與漢人）互相排斥、絕對的排他性。在過往我們一個部落就是一個國家，但也不代表我們就要把別人都殺光，當然有戰爭，但並不是「我們不能和別人共同生活」的哲學，我們也是會有通婚。前一陣子在一個研討會上，有一位非原住民的與會者說，我們一直在討論原住民的主權論述、獨立的論述，讓他覺得很害怕，他覺得被霸凌，甚至說原住民族獨立的話，台灣的非原住民族人口都要去跳海嗎？對我們來說，這是很莫名的說法，原住民族獨立這件事，並不代表我們不能共同生活，只是平衡怎麼取得？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和非原民社會或是非原民政府是不平衡的狀態。所以我認為是需要更多的對話與溝通，我們也一直在做。
Gasi：這個問題，很像我們文化中說的圓心和圓周的概念。就一個台灣原住民在台灣整個歷史、族群的特殊性和主體性來說，原獨就像是這個圓的核心，它畢竟是這個國家、這個島嶼的第一個主人。整個歷史過程中，台灣有了很多移民進來，也豐富了台灣的歷史，就像這個圓的圓周。一個圓若沒有圓心或圓周都沒辦法構成一個圓，所以原獨和台獨應該是要相互合作，原獨在原住民族的立場，並不是切割性的獨立，而是要在這個國家裡，原住民要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知識、教育系統，原住民文化可以持續地運作。怎麼會有原獨和台獨或怎麼會有被邊緣化這種事，我認為都是因為對另一個族群的文化不夠了解，所以沒辦法相信或實踐平等的關係。未來台灣就是要獨立，包含原住民，也包含整個移民社會的台灣人。有些人支持台獨卻不支持原獨，這是漢人的說法，對原住民來說，就是既要原獨也要台獨。原獨的立場就像我剛剛說的，我們要有自己的土地和知識系統，可以維持我們的文化運作。
舉個例子，之前發生莫拉克風災時，有個決策要求要把族人遷到另一個空間（地方 ）。在那個（決策）場合就是用母語──排灣語，但另外有中央政府的人來，也有縣政府的人來，還有慈善團體。在那個場合大部份是原住民，所以我們使用排灣語在主持這個會議。中文在台灣社會原本是強勢的文化（語言），可是在這個例子，我們就是用排灣語在主導、詮釋這件事。這背後反映著，我們排灣族有自己協商、討論和決策的機制，我們處理這件事比較在意的是過程，透過這個過程讓彼此更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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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i：講這個例子還有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討論的核心是我們傳統的領袖用排灣族語來主導，這是個實質主權的展現。但我剛也有說，我們的主權不是必然的排他，所以在會議上因為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慈善團體的人在，所以有安排翻譯，讓大家可以理解這個會議在幹嘛，也可以發表（意見），可是主導權是在我們自己的領袖、我們自己族人的手上。這呼應到我說的，我們的主權從來沒有讓渡、消失過。但我們同時也非常願意去對話、去溝通。這個例子可以放大到原獨、台獨或剛剛說的圓心與圓周的比喻。當我們現在釋出溝通對話的善意時，我們對話的對象有沒有意願，或是有沒有自信與我們對話，這是個問號。為什麼會害怕我們主張主權或是主張原獨？因為我們的正當性是非常強大的，而對話是需要兩邊都有足夠的自信。
破土：很多侵害原住民部落狩獵區，尤其是土地的侵害，背後都是財團和很清楚的資本主義動機，在這方面你們採取什麼樣的行動來對抗這個情形？
Eleng：因為之前在法扶（法律扶助基金會）工作，就案件上來看，現在原住民開始會採取司法途徑來維護、救濟自己的權益。當然還有制度的倡議、立法的推動和社會運動，以及結合不同領域的人來協助，譬如說學術方面。
Tuhi： 除了大家知道的街頭抗爭、政策倡議之外，還有一種實質不合作的運動。舉例來說，蘭嶼有 99.4% 是公有地，可是他們是實質在使用，又為什麼有 99.4% 的公有地？那是因為之前政府要求他們去登記土地時，這是違反他們傳統慣習、觀念，也違反他們的文化。於是他們就採取不合作運動，不去登記，雖然這是你的遊戲規則，但我們沒有要 follow 這個遊戲規則，看似很消極，卻也是一種自我主權的展現。[1] 另外，我三月去新竹尖石後山採訪，主題是農業相關的。全世界資本主義在入侵傳統社會或原住民社會，是透過食物：透過種籽、透過糧食、透過作物。在尖石後山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怎麼轉化經濟作物，讓經濟作物的種植可以有足夠的收入，而同時種植方式，是用傳統原住民思維去種植，那種平衡也是一種抵抗財團、抵抗資本主義的方式。他們也持續在種植傳統作物，而且用傳統方式在種植，譬如說同一塊田的多樣性種植，對待土地、作物的態度還是用很傳統、很泰雅族的方式。這些都是很實質地在對抗資本主義，對抗殖民手段的方式。但不代表全然的排斥，好的部份還是會擷取，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句話：如果今天一個社會、一個族群、一個部落的文化根本是非常強韌時，會去擷取其他文化的長處，讓自己的文化更加強韌。這是台灣原住民族一直以來都在做的事。
圖片：洪延平
破土：最後一個問題，你們有沒有什麼想對台灣與世界的讀者說的話？
Eleng：青年的力量很重要，青年是一個社會中，帶來新的元素、新的刺激的重要族群。在做這些行動之前，我總是認為自己的青年角色無足輕重，總是認為自己不重要或是能力不夠，等長大再說，而自己侷限自己。我想和閱讀這篇文章的青年朋友說，青年的力量其實很重要，可以改變很多事。還要向大人們說，你們雖然是我們的長輩，但你們也可以聽聽我們的想法。
做這些事很重要的動力是家人的支持，因為一開始家人並不瞭解我們在做的事情，甚至會反對，因為看起來像反政府又很激進，會說政治很複雜不要玩政治。後來慢慢理解，分享想法，就會瞭解他們那個世代有他們的環境背景，然後得到支持，就會更有力量（做下去）。
Gasi：心中覺得在做對的事，是最孤獨的。譬如說，社區該長什麼樣子，會發現跟你有共同目標的夥伴很少。明明人才在唸書時那麼多，可是回去（部落）時這麼少。所以我會很想跟台灣或世界的讀者說，如果你們身邊有這樣一群朋友，應該要常關心他們，因為（做運動）很容易低潮，會有很多負面想法，更可能放棄，甚至認為就回到家裡就好；要相信自己的直覺，當你認為這件事是對的、是正義的就應該要堅持，並且找到共同夥伴。如果你不是在做這件事的人，你應該要關心這樣的朋友，讓他覺得他不孤獨。
圖片：洪延平
Tuhi：我們做很多事都不是「扁平的」，譬如說社會運動、原住民族權利運動，我們做的很多事都是在改變這個社會，所以在說權利運動時，並不必然就只是上街抗議。我們做了很多事都是同樣的目標，這是多元的想像，不要侷限「運動」的想像，好像只有上街抗議才是採取行動。如果今天我寫報紙評論可以引起關注、討論，這也是行動的一種。大家應該（對這些行動）有更多元、更立體的想像，而不是侷限「運動」就應該是什麼樣子。另外，我想告訴這一輩年輕人，生活就是政治，兩個人的相處就是政治的開始。所以不要以為好像關心議題是一種時尚，卻說不要碰政治，認為政治很骯髒。有時候我們會遇到很多人，參與議題時覺得很文青，但談到政治時就說不要，會說（這兩者）等級不一樣，其實這是同樣的一件事，不要害怕政治，我們的生活到處都是政治，（甚至）和爸媽的相處也是一種政治。
剛剛也有說到對話的自信，我們真的很缺乏自信，我們太害怕做錯事、說錯話和別人對我們的評論。就是這些害怕讓我們停滯不前，讓我們害怕關心政治，讓我們害怕做很多事，但其實沒什麼好怕的，就頂多被笑或失敗，這有什麼呢？就算走投無路時，就回頭嘛，這也是一個方向啊，或是就休息一下。
Veneng：在從事這種運動或議題時，或處於極少數的狀態，首先要找到自己、認同自己，找到做這些事的正當性，你是在做對的事情，就不害怕別人怎麼說你。
Ljius：我想鼓勵台灣的原住民、非原住民，現在日益嚴重的都市化問題，大家都到都市去工作了，留在家鄉的就只剩阿公阿媽或是小孩子，隔代教養很嚴重。我希望大家可以回到故鄉去關心自己的社區，這樣才能建構自己的認同。
[1] 請見〈達悟族看自己的家：為什麼沒登記，土地就是國家的？〉一文，網址：http://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