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葉宜津到余宛如，從人口危機到性別危機──談幼托政策

劉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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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中時電子報

討論社會政策脈絡時，社會問題的提出是討論社會政策的第一步。解決台灣當前面對嚴重的生育率過低人口問題與性別不平等問題中，托育政策扮演重要的角色。立法院開議不到一個月，葉宜津委員的兒少津貼與余宛如委員的立院友善托育環境主張，讓幼托政策的重要性再次浮上檯面。

幼托政策與人口危機

葉宜津立委在立法院開議後召開記者會主張兒少津貼三千元發放到十八歲。政策提出後社會上有許多論辯。葉宜津委員的論點主要在於「投資未來」與「刺激生育」，看似合理的兩項訴求，卻缺乏完整的政策論述。反對該政策者，多從財政面討論，根據推估，該兒少津貼一年所耗費財政等同於馬英九政府消費券一年發放兩次。王兆慶先生在聯合報投書（註1）表示，即使未來我們期盼回本也要等到三十年後，可能尚未經濟成長，政府財政已被拖垮，這投資報酬是相當不划算的。

葉宜津。圖片：VOA

過去台灣社會的討論人口問題總是將重點放在「少子」，生育是大眾認為的急需解決的問題，但是真正人口的問題不是少子的「數目」而是少子化速率過快。人口的急劇波動造成的問題近至教師職缺，遠至稅基人口的急劇短缺，政府急欲解決的人口問題原因正是如此。過去右派新古典自由主義脈絡下多認為解決經濟問題是解決生育問題的重要策略。但這樣論述的背後忘卻 1960 年代，民風純樸的台灣農業社會，經濟發展正在起步，但是生育率的波動卻是穩定的。即使富有如已開發國家美國，也有該面對的人口問題──兒童貧窮，在美國的低所得家庭生育率是高於中產階級以上，使得貧窮家庭出生的兒童數字驚人。因此經濟資源絕非人口問題又或是少子化的關鍵因素，發放津貼也不是解決之道。

在他國案例中，討論兒童津貼（僅只有 0-3 歲），德國是晚近已開發國家中時常被拿出討論的已開發國家，德國也因少子化危機而每年投資數十億歐元發放兒童津貼，在之後許多政策學者進行政策評估後（註2），研究均顯示津貼刺激生育率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或許面對社會許多撻伐，使得這項提案於最近被迫取消而平息這場風波，但是幼兒津貼模式的人口政策在未來需要避免與省思，具建設性的人口政策仍需有更多討論。

幼托政策與性別平權

余宛如立委在立法院開議後，主張立法院應該核准立委可以攜帶三歲以下兒童到議場中開議。該提案提出後，社會也為之譁然，保守人士如黃偉俐精神科醫師在蘋果日報投書的奇文認為，「假如媽媽可以帶小孩進議場，那爸爸也可以，官員也可以。假如小孩要吃東西、換尿布，那要先喊暫停嗎？那插管的老爸也可以帶去工作嗎？百善孝為先。議場可以，那大家都可以了嗎？委員只想自己身分特別嗎？計利當為天下計才對。」從保守派所論述的主張可見多是「立委作秀」、「民風不符」、「女人可以，男人呢？」。但是卻忽略傳統台灣社會對於女性強加的育兒責任，以及在職場空間中的性別不平等。今日余宛如立委的提案面對民眾對於有權力者的作秀質疑，但假若今天沒有余宛如立委的提案、沒有余宛如立委因為他本身擁有權利的關係點出職場的育兒困境，沒有跨出友善職場托育政策的一步，台灣的性別平等之路還有多長的路要走？

余宛如。圖片：聯合報

北歐福利國家中的普及平價托育政策，建立友善的托育環境被國內許多學者所推崇。在北歐福利制度與文化脈絡之下，全民面對兒童以及兒童照顧時理解，兒童是國家未來，照顧是全民的責任，不把托育視為女人責任，讓生育不再具有負擔，同時解決人口問題與性別不平等的觀念。友善的托育環境包括生育時的法律保障如有給育嬰假，保姆定價解決托育品質階級化問題，友善托育職場環境的規範等都是可以師法的。另外，北歐國家在 1990 年代提出「社會投資」的概念，認為透過友善托育政策創造的不只是性別平等與解決人口，更讓女性無後顧之憂投入勞動市場，增加競爭力。

歷史新制度論即是主張，透過建立政策與制度改變文化與民風，長出怎樣的制度是能夠達到「撥亂反正」的目的。在解決人口問題同時，弭平性別不平等，想像理想托育政策需要公民社會深切探討的。當前托育政策已有相當多專家學者為此琢磨甚多，地方政府從台中市政府的「托育一條龍」平價保姆、新北市政府的「公立托嬰中心」，到台北市政府的「助妳好孕」。台灣社會需要的是跳脫傳統津貼發放的福利政策思維，透過政策制定創造友善托育環境促進性別平權與解決人口危機。

[1] http://opinion.udn.com/author/articles/235

[2]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study-german-efforts-to-increase-birthrate-a-failure-a-8736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