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an Hioe從二二八事件至今的美國、台灣與中國國民黨
丘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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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被出賣的台灣
翻譯：William Tsai
本文英文版於 2015 年 2 月首次刊登。
從二二八事件至今
從 1947 年直到今天，究竟改變了甚麼？對這個問題通常有兩種論調。第一種論調當然是訴諸於戒嚴解除及開放直選以來清晰可見的民主化歷程。第二種論調則指出，就算民主化確實發生，台灣在某些方面卻無疑還是不自由–首先，中國國民黨仍然有權有勢，同時台灣也尚未「獨立」，這正是雖有獨立之實，但國內缺乏民主，國際上又得不到承認的結果。
《被出賣的台灣》一書封面
確實，台灣內部的民主問題與欠缺「獨立」地位是彼此相關的問題。當台灣持續抵抗中國的侵吞，中國這個外因也隨著國民黨目前極力讓台灣與中國靠攏，而與內在因素聯繫起來。儘管台灣內部的民主問題與缺乏「獨立」地位這彼此相關的兩回事被混為一談，有時足以成為一大問題，另一個重大課題卻往往被徹底忽略–那就是台灣與美國的關係。那麼，我們就來談談「被出賣的台灣」這回事。
二二八屠殺，葛超智與《被出賣的台灣》
如今，2 月 28 日，也就是「二二八」，是每年一度紀念一場歷史悲劇的日子。國民黨自中國前來接收台灣之後，對台灣本地人實施高壓統治，終於在 1947 年因為國民黨軍警執法人員毆打一名販賣私菸的婦女，並向民眾開槍，引起了一場反殖民起義。台灣人民一度從國民黨手中奪回了不少地區，但國民黨軍在福建集結，隨即登陸台灣展開屠殺，以血腥暴力將起義鎮壓下去，日後這次事變也被看作是白色恐怖的開端。雖然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動機各有不同，有的只想和國民黨官方談判改善台灣人民的待遇，有的則懷抱著方興未艾的台灣獨立理念，二二八事件自此卻也象徵著台灣獨立運動的開端，台灣獨立的傳統成了抵抗國民黨統治，並由台灣人要求自行在台灣實施民主。然而二二八的創傷卻幾乎是鋪天蓋地的，包括事件期間兩萬到三萬人遭到殺害，以及國民黨為防範日後的反抗而有計畫地消滅整整一代的知識分子及左翼人士。
葛超智。圖片：葛超智本人
在戒嚴時期，二二八事件多年來一直是禁忌。國民黨封鎖二二八相關討論的效果至今仍在，使得今天的許多台灣人仍對二二八事件一知半解。當然，人們不免覺得，今天國民黨的大多數擁護者要是得知二二八事件的全貌，他們恐怕就不會接受國民黨的歷史解釋了。今天的國民黨儘管承認二二八事件確實發生，卻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並且經常宣稱二二八事件雖然不幸，卻是政府為了維持公共秩序而必須採取的手段。
也因為戒嚴時期對於台灣島內討論二二八的諸多禁制，許多早期的台灣獨立運動家其實是出國留學後，才從外國史料得知二二八事件的。其中一部影響深遠的文本，當然是葛超智（George Kerr）的《被出賣的台灣》。葛超智是美國政府的駐外官員，也是二二八屠殺的見證人，他寫下《被出賣的台灣》是為了揭示他所見的美國無法以行動支援台灣人這一道德缺陷。葛超智自身的經驗使他同情台灣獨立理念，他的著作因此有一部分的意義來自他對台灣獨立的支持，以及在冷戰反共教條形塑而成的美國傳統政治教條中，堅持反對國民黨而成為異議人士的經驗。在那個時候，美國當然是擁護蔣介石為中國正統領袖，並極力掩飾蔣介石罪行的。
除了葛超智個人之外，《被出賣的台灣》一書更重大的意義在於，它從局外人的角度為二二八屠殺提供了珍貴的目擊證詞，足以讓台灣人認清為國民黨政權奠定統治基礎的暴行之全貌。葛超智的這本書直到今天在台灣獨立鬥爭的歷史記憶中仍是舉足輕重，這可從 2014 年 9 月發生的一次事件中得證：馬英九總統在台北市大直演講時，一位學生別出心裁地朝他投擲一本《被出賣的台灣》。不過可以這麼說，在葛超智的著作做出論斷，指責美國不對台灣伸出援手的同時，它也是台灣獨立運動在台美關係方面的一個特徵表現，而不只是為往後五十年台灣身處中美夾縫中的地位定調。
葛超智本身是美國政府的駐外官員，在公職生涯的後半段和他那些更關注中國、蔑視他對台灣擔憂的同僚彼此對立，但他的公職生涯和那些冷戰期間的「中國通」其實是很相似的。「中國通」這個非正式的詞彙，指的是冷戰時期美國外交部門和國務院專門研究中國的人員。儘管這些「中國通」任職於美國政府，但他們在中國內戰期間卻十分同情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對專制統治中國人民的蔣介石全無好感，因此認為美援物資是幫助中國人民最好的方式，同時也有助於促進美國利益。
「中國通」有時會對毛澤東表示好感，因為毛似乎代表了中國在蔣介石之外一個更積極正面的替代選擇，「中國通」對於中國革命的內在動力也有充分認識，因此並不自動將中國共產黨劃為蘇聯共產黨的同路人。甚至在那些無法區別共產陣營路線差異的冷戰鬥士還一無所知之時，「中國通」多半早就看出了中共和蘇共必將決裂。既然「中國通」將毛澤東看作是致力以民族主義路線實現中國富強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甚至不認為毛澤東必然是美國的敵人。可是由於這樣的認知與美國政府在更大層面上極力扶持蔣介石、抵抗中共紅星升起的當務之急產生分歧，「中國通」在麥卡錫主義的時代就被指控為不忠、親共，最終被趕出美國政府部門。
葛超智《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的地圖
雖說葛超智專攻的領域是中國而不是台灣，他對毛澤東也沒有好感，但他和其他「中國通」一樣，對台美關係也提出了一套看上去更為進步的觀點。葛超智最終被趕出美國政府的命運和「中國通」也是如出一轍，我們由此可以指出，葛超智在美國政府內部扮演著一個特定的角色，但他對台灣人的同情以及對蔣介石的反感，使得他的角色越來越格格不入，終於讓他失去了外交官的工作。
正如《被出賣的台灣》書中所詳述，葛超智對於美國為蔣介石撐腰到了何等地步當然不抱幻想。因此，葛超智也毫不留情地批判美國把台灣（福爾摩沙）拋棄給狼群。事實上，葛超智是最早以「福爾摩沙」稱呼台灣的其中一人，他認為這個名字更能體現台灣人民追求獨立自決，脫離舊日本殖民地和中國一省文化認同的願望；當然，這樣的實踐在台灣一直延續到今天。
可是回歸事實，再怎麼令人肅然起敬，葛超智的觀點到頭來恐怕還是跟他的「中國通」同僚們一樣，僅僅是認為美國應當出手救助台灣，因為這不只是有益於台灣，更有助於美國。但葛超智不也要求美國在某些方面上為二二八屠殺承擔責任嗎？
誰出賣了台灣？
如同所有和台灣相關的事物，二二八事件在世界各國自然也是罕為人知的。當代學者對今日二二八歷史記憶形成過程的研究，正確地將這個事件和其它後威權國家紀念過去國族創傷的年度事件並列對照，像是韓國對光州屠殺的紀念，以及智利對皮諾契特獨裁時期的紀念。可是整體來說，二二八事件在全球各地並不像其他國家的類似周年紀念那樣，作為一個國族歷史創傷的場域而受到追憶。
Adam Kane 執導的電影「被出賣的台灣」（2009年）海報
近年來也出現了許多關於二二八歷史創傷的小說，但它們並不深入探究二二八屠殺本身的具體細節，而是在更大程度上有意投合市場所喜好，最近幾年不斷登上暢銷排行榜的華人家庭在中國內戰與流亡中經歷數代磨難的情節；例如鄺麗莎（Lisa See）的作品，以及普遍來說，一整個大致跟隨著鄭念 1986 年的小說《上海生與死》首創的套路生產的文類。
實際上，這說明了台灣在海外缺乏文化再現的貧乏，使得國際上對二二八的再現成了這副德性；而在台灣，二二八做為歷史紀念的年度大事，在從繪畫、電影到音樂的多種媒介上，都已經產生了大量豐富的藝術再現。的確，即使是這樣，由於二二八事件的紀念是相對晚近的歷史發展，二二八的藝術再現自然也是相當晚近才開始的，比如二二八經由電影再現的突破，始於侯孝賢 1989 年的《悲情城市》，這是第一部衝破以電影再現二二八禁忌的影片。然而，貫串著整個二二八紀念活動的主軸，卻是以此作為在台灣社會內部紀念二二八的契機，用以對抗國民黨在公共論述及國家歷史教育中認可的那套試圖淡化二二八的歷史敘事。
但這樣一來，二二八對於台灣以外的人，尤其是美國人，在過去和現在的意義又是甚麼？我們當然可以指出葛超智的世界觀是否仍純粹站在美國出手救助台灣的論調上，但葛超智撰寫《被出賣的台灣》，目的難道不就是為了指出美國對台政策的失敗？畢竟，就算二二八成了台灣內部的年度大事，以至於人們可以指控馬英九在對中國關係和台灣內部民主問題上出賣台灣，並且拿一本《被出賣的台灣》丟他，但在葛超智的控訴裡，出賣了台灣的難道不是美國嗎？
台灣二度被出賣
值得一提的是，偶爾也有人嘗試著要讓美國人認識二二八事件，就好像它只不過是他們應當知道的另一個國家的歷史創傷，好讓他們對台灣人民無人聞問的苦難更多一些理解。但卻沒有人要求美國人必須知道，更不用說由於美國自己在二二八事件中的罪責，它也該負起一部分責任。
由左到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宋美齡（蔣介石夫人）於 1943 年出席開羅會議。圖片：杜魯門圖書館
美國為了扶植蔣介石對抗中國共產政權，當然極力掩蓋他在戒嚴時期的威權統治與暴力鎮壓。這正是美國無視二二八屠殺的理由。美國甚至在 1950 年代試圖為蔣介石建立一個受到大眾歡迎的形象，運用蔣介石自己是基督徒這件事，同時操弄蔣夫人宋美齡與美國的深厚關係，將他塑造成基督慈愛的完美典範，對抗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同時，掩蓋蔣介石的真面目對於美國國安部門也是利益攸關。相信了蔣介石美好形象的美國國會議員表示有意閱讀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的英譯本，想要更瞭解這個人的思想，卻遭到拒絕。為了維護蔣介石的美好形象，這完全可以理解：《中國之命運》書中的文字經常成為證明蔣介石法西斯思想的論據。即使在和台灣斷交之後，美國還是繼續扶持蔣介石對抗中國，把他當作是威嚇中國的有效手段，以至於台灣直到今天都還是美國的附庸國。
然而二二八的責任究竟該由誰承擔？倘若台灣真的被出賣，那麼首先是被正在喪失中國統治權，卻企圖把台灣併入它的大中國秋海棠的國民黨出賣。國民黨對台灣的出賣，是從它不把台灣人民看作中國同胞，而是看作被殖民者開始的，並且體現在二二八屠殺中以肆無忌憚的暴行鎮壓被他們殖民的台灣人。可是當美國為了支持國民黨而極力掩蓋二二八屠殺，台灣也就再度被出賣，考慮到美國支配全世界的強權地位，二二八屠殺在國際上多半不為人知也就可以想見了。不幸的是，第一次出賣抹滅了第二次出賣，即使葛超智論述台灣被出賣的本意，正是要指出美國是如何在國民黨出賣台灣之後接著出賣台灣的。
有件事或許值得注意：在台灣獨立運動上，台灣對中國的關係有時考量得比台灣對美國的關係更多。在美國，有太多台灣人或是台美人遊說團體極力敦促美國承認台灣、台灣加入聯合國，或者美國對台軍售了。這些團體卻似乎不曾批判反思一個事實：美國既然出賣過台灣一次，就有可能為了自身便利而再度出賣。不過這需要另一篇專文討論。但順著這樣的思路，我們或許終究得探討台灣與美國長期以來的關係如何對應於台灣獨立理念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