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昺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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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丘琦欣

編輯的話:「統獨左右之外的社會想像——社群主義是否可能」因篇幅較長,故依章節分成四個部分,此為第二部分,若欲閱讀其他篇章請點下列連結。

想像的共同體

社會學家Gellner對民族主義如此分析:

「民族是自然的、神所賦予的分類人類之方法,固有的政治命運,這些說法不過是神話;民族主義有時將先前存在的文化取來,將它們轉變為民族,有時則是發明出民族,而且往往抹滅了先前存在的文化;這才是事實。」[9]

Gellner認為,民族主義式歷史的偶然,絕不能用血統、神話地緣等本質論來涵蓋。而歷史學家Hobsbawn更是直接點明民族主義的傳統都是發明出來的, 甚至引用法國作家Renan的話說:「我會說遺忘歷史的錯誤,是創造民族的重要元素。」[10] 簡言之,Gellner與Hobsbawn將現代民族主義看成是與前現代的信仰一樣,是一種非理性的認知,所構築出來的國族主義,必然也帶有暴力排除與吸納的可能。

Benedict Anderson於1983出版《想像的共同體》,他以同情式的理解,說明民族主義乃是「被想像」出來的「我們」(共同體)。在同一民族裡面,人與人之間或許不曾見面、無法相識,但卻有著血濃於水的「同胞愛」。這種同胞愛甚至可以擁有超越血緣之間的熱情,為了從來沒有見過的人們,願意自我犧牲而無怨無悔。這種想像和過去的封建王權、宗教神權都不一樣,是人們在特定的邊界內產生了強大無比的共同連帶感,而人們希望自身群體的政治權力邊界要與文化想像邊界重合(但這個「希望」也可能是上層階級所發動的,例如日本),於是就誕生了世界各地的民族自決、復興運動。

Anderson也解釋,這種想像是建立在傳播媒介改變的物質基礎之上,過去部落的人們因為媒介的限制,認同感可能僅限於每天面對面的社群,頂多延伸到鄰近部落。但媒介進步之後,人們可以跨越時空限制去理解過去無法理解的另外一群人的觀點,再經由政治無意的區隔、安排,或者循著原先語言的分布關係,逐漸形成了特定一群「觀念較為接近」的人們的堅定認同感。例如拉丁美洲的獨立建國運動,起源是因為殖民母國的報紙影響,共同的讀者們產生了認同感,最後慢慢組合而成「我們」。

由Anderson的理論來看,民族主義是透過社會文化(上層建築)所建構出來的「想像」,意即民族主義不是憑空而生的產物,但卻也不是原生的、絕對的本質。而既然是「想像」,那麼民族主義總是會有一個相對的概念,促使這個想像變得具體可見。而歷史的複雜之處就在於,當相對的概念改變的時候,想像也是會隨之變動的,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清朝的分類械鬥是根據語言、習慣、原鄉認同及地理空間的差距而產生,萬華(艋舺)會出現「頂下郊拼」,並不是因為兩個陣營本質上的劃分,而是漳州人、泉州人因為語言文化的差距而成為了彼此想像的相對面。

但到了1920年代,因為日本官僚制度的建立、交通、媒介網路的發展、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位階的區隔,導致了過去漳泉的文化相對性被模糊、覆蓋了,漳州人的族群想像就讓位給了另外一種「說河洛語」的台灣人想像,消弭了漳泉間的邊界。這一連串變遷的過程,並非漳州人本質上(膚色、相貌)的變化,而是文化認同「被迫」改變了,而且這種改變並沒有切確的斷裂時間點,或許是在反抗中生成、或許是在經濟活動中生成,但沒有具體的尺度可以衡量。

由此可見,台灣民族主義絕非某一特定時期生成,或者可以用特定指標來描述,甚至到本文寫作的當下(2015年8月),都還是個曖昧不明的指涉。如果我們不先去描述民族主義外緣的歷史,我們光從內緣去標誌內容、型態,很有可能就會陷入了台灣社會目前思考的困境:我們只談論分類、只談論內容,卻不願意理解這些內容的起源是什麼,那些背景是否真的如我們所想像的一樣合理?

台灣民族主義簡史

因為地緣的特殊性,台灣歷史始終糾纏帝國之間,而在帝國發出「民族國家」的強烈召喚之下,無論哪一種國族認同,許多自我認同意識的起點往往都是「我們中國人……」、「我們本省人……」或者如李登輝的「祖國論」等等複雜的認同印記。[11]

這個印記曾經是殖民地政府強加給居民,要求居民順從並信仰的一套價值系統。當日本人開始推行國語教育,甚至在戰爭期間鼓勵台灣人改成日本姓名與遵循神道思想的時候,並透過傳播媒體、學校教育,這五十年間「國族主義」即緩緩「降靈」到每位「國民」身上。

日本政府作為台灣第一個現代帝國主義式的殖民母國,改變了清朝以前台灣人分成祖籍、地域、語言的身分辨別方式,讓台灣人變成了一個被帝國統治的整體,也成了戰爭期間與「內地」運命緊緊聯繫的「擬皇民」。[12] 雖然1920年代,台灣知識份子不斷想要突破帝國的封鎖,探問「台灣人」究竟屬於什麼概念下的「台灣人」,例如蔡培火所描述的「台灣乃帝國之台灣,同時亦為我等台灣人之台灣」。[13] 隨後在台灣文化協會三個宗旨「族群、階級、女性」的抵抗之下想要找到答案,更在文協左右分裂,台共成立後有了更多新的想法。但1931年之後日本隨即進入昭和時期的軍國主義氛圍,剛被建立起來的「台灣人」概念尚未成熟,立刻就又被帝國皇民的官方意識型態所壓抑,終於被擠壓,迎向戰後更複雜扭曲的認同過程。

無論日本時代台灣人是否已有台灣民族主義的概念,「台灣人」被視為一個完整的族群,確實是殖民統治之下的意外結果,讓原本閩南(漳、泉、潮等地移民)、客家(六堆、海陸等腔調)、原住民各部落等自成群體的族群,化約而成新的「台灣人」。

Photocredit台灣回憶探險團圖片:台灣回憶探險團

戰後國民黨接收台灣,挪用的是另一套民族主義敘事,也就是把台灣圈起來,和滿清統治疆域的「中華帝國」劃上等號。因此台灣人又快速過渡到另外一個完整的「中國人」認同,國民黨建構民族主義的口號、政策及語言教育,比起日本政府毫不遜色,加速整合了不完整的台灣各種社群群落,確立了中華民族主義的正統位置。

不過蔣氏政權相較於日本政府,掌握「現代性」詮釋的能力不強、1947二二八事件後更徹底失去進步光環,往後的國民黨必須透過美、日的軍事、經濟援助才能勉強支撐民族主義的榮光。[14] 蔣介石時代因為採行高壓的殖民政策,使得本地的菁英開始懷疑中華民族主義的團結內緣,加上70年代一連串政治空間的壓縮,例如中美斷交等,繼任的蔣經國採取較為務實的本土、民生政策,中華民族主義出現破口,使得中國置換為台灣的想像成為可能。

從歷史脈絡來看,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並非海外菁英如史明、廖文毅所能領導的風潮。而是在國民黨建構出一套完整的國族敘事之後,因為現代性詮釋能力不足,族群間資源分配不均,導致本土菁英紛紛從國族敘事中逃逸,台灣版本直接置換了中國版本的國族主義,強化本省籍與外省籍的族群衝突,將民族獨立運動視為「目的」本身。[15] 最終除了「國族認同」、語言、疆域、史觀置換之外,台灣民族主義版本繼承了大多數中國民族主義版的語彙,型構了主流的台灣民族主義敘事。

由於當前本土派的菁英,大多是在國民黨教育下長大,被灌輸反共的概念,再加上1960年代之後,這些菁英多數到美國留學,也是受到英美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造成日後領導台灣獨立運動的菁英缺乏左翼思想,意外繼承了國民黨反共、親美與重視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另外早期本土菁英與日本相對友善,就使得套台灣民族主義混合了美、日帝國主義的元素,於是在國際關係上,台灣本土派與美國的保守陣營共和黨、日本的自民黨就相對趨近。[16] 甚至有時候台灣獨立運動,會被美、日保守政黨的文化工具,例如三一八之後,日本右翼團體就數次想要邀請三一八青年領袖去宣講。

台灣民族主義另有一旁支系譜,是史明在1962年書寫《台灣人四百年史》,以唯物辯證法為基礎,透過台灣階級鬥爭史來塑造一種新的想像共同體,史明認為,台灣人的工農階級在歷史上不斷反抗:反荷鄭、反唐山、反日帝、反國民黨,經過長期反抗後,超越了血緣關係,結合成新的民族認同,並且終極目標是以社會主義為目的。史明將他的思想濃縮成一句口號,就是「台灣大眾出頭天」,而吳叡人所提及的「公民民族主義」,以及早期的陳芳明,都可視為這套左獨的系統。

U.S._President_Eisenhower_visited_TAIWAN_美國總統艾森豪於1960年6月訪問臺灣台北時與蔣中正總統-2圖片:WikiMedia

但史明因為保持著「統一戰線」的戰略思考,他認為終極目標雖然是實踐民主的社會主義共同體,但實踐的第一步仍然是要打倒殖民政權,也就是國民黨,所以必須先團結台灣的各個階級,工農階級暫時和資產階級組成統一戰線,等到獨立成功之後,再分階段實行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所以史明現階段的革命理論,時常被主流的台灣民族主義版本混為一談,事實上,兩種台灣民族主義起源並不一樣,目標也是不一樣的,史明版本的民族主義只是手段,終極理想還是社會主義烏托邦。

民族主義的難題

民族主義的想像是將許多異質、斷裂的社群,當成一個完整、連貫的民族,透過歷史解釋的吸入、排除來完成「我群」的統一。民族主義建構出強勢的邊界,導致了台灣社會百年來不少無解的難題:

1. 社會運動分裂

台灣文化協會組織之初,以《台灣民報》為思想擴散核心,揭櫫三大解放目標:民族、階級、女性。理論上殖民地的反抗應該是全面進行的,意即弱者的反抗不應該區分次序,但是實務上根本不可能做得到。從階級慣習和利益來看,地主林獻堂與佃農大眾的立場是矛盾的,縱使兩者之上還有殖民者存在,但壓迫結構的複雜關係,仍讓階級之間產生水火不容的對立。

1926年之後,台灣文化協會因為階級與民族鬥爭優先次序的爭論,從右至左分裂成林獻堂、蔡培火等人的地方自治聯盟(民眾黨分裂出來)、蔣渭水的台灣民眾黨及連溫卿的新文協等三種路線。這是台灣社會運動第一次的左右分裂,但在九十年之後,相同的問題依然存在,「獨」與「左」依然有著先後次序的矛盾。

Action1106_human-rights-sign圖片:okborn/WikiMedia

近幾年台灣的社會運動也隱隱區分成兩種模式。雖然大多數的個別參與者認同是本土左派,沒有刻意區分統獨左右的框架,但從運動總體進行的方式來看,其實獨派和左派的表演性格在大型抗爭中,產生了很大的落差。獨派青年的社會運動從2008年野草莓之後、接續反媒體壟斷、反服貿協議、反課綱微調等等路徑,大多數是和反對與中國統一的意識型態有關,社會動員通常都較為龐大,菁英領導的風格較為明顯,左派則無。例如陳為廷和林飛帆被視為「學運領袖」後,左派成立的「賤民解放區」,例如吳永毅與盧其宏等人,就對這種運動風格非常不以為意。

相較之下,很多左派青年從樂生院抗爭、關廠工人到2015年韓國工人抗爭等等事件,察覺到藍綠兩黨都會為了滿足資產階級的利益,及主流社會的保守意見,選擇打壓弱勢族群。因此左派青年並不認為國族主義可以解決社會問題,他們因而走向剛性的群眾組織路線,近年來從「桃園產業總工會」及「關廠工人連線」的行動方式可見一斑。

社運分裂的例子,比較明顯的指標在參與政治後,不同思想光譜的分化。經過三一八及2014年地方公職選舉之後,許多社運人士希望藉著社會力興起之際,參與2016的國會選舉。其中范雲、陳尚志、林峯正及林世煜等人,原本以「公民組合」之名籌組「第三勢力」政黨,最後卻分裂成了「社會民主黨」(後與綠黨組成「綠黨社民黨參政聯盟」)和「時代力量」兩方,表面上是人際關係因素,但社會學者何明修認為,其實是左派、獨派之間的差距造成的分裂。[17] 時代力量與獨派的路線較為接近,與民進黨保持合作關係;但綠黨社民黨參政聯盟則刻意保持和民進黨的關係,將民進黨視為本土右派。分裂的思想本源,與當年台灣文化協會的矛盾非常類似。

2. 政黨問題

台灣民族主義的最大訴求就是台灣獨立,而為了達到台獨的目的,戰後幾十年來許多前輩嘗試過各種方式,甚至包括史明在60年代的武裝革命路線。最終以體制內的選舉路線最為實際,也取得最多的成果。不過,就因為體制內表面上的豐碩成果,也讓台灣大眾陷入了政黨、個別政治明星的迷思。

民進黨起先也是左右聯盟的政黨 [18] ,不過從90年代中期後到八年執政的過程中 [19],讓左翼論者徹底對民進黨失望,也讓獨派與左派的思想裂痕加深,終至產生「目標接近但互不信任」的結果。

到了2008年之後,公民社會的力量興起,2014年底地方公職選舉,民進黨一掃6年前陰霾,大獲全勝,與柯文哲共享公民運動成果。[20] 不過就在主流社會興奮喊出「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口號、民進黨完全執政被視為台灣邁向「正常國家」的新希望之際,關於「公平正義」的討論卻被忽略,民進黨主張加入TPP,靠向美國以抗拒中國的主張,從未被公民社會以面對ECFA一般的嚴肅態度檢驗過。

PhotoCreditCNA圖片:ECFA

總此,國民黨和民進黨在統獨意識型態上雖然水火不容,經濟政策卻沒有太大的差異,皆是以經濟自由化作為解方。所以若是以統獨的政策來理解政黨政治,很容易陷入情感動員的盲點,為了台灣獨立統一戰線的目標,公民社會可能不斷面臨分化、斷裂的命運。

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公民社會的消沈,以及2016年民進黨若再度執政後,將面臨通貨緊縮及債務危機,本土政黨是否會選擇再次與資產階級合作換取經濟發展,還是願意進行政治經濟上的轉型正義,重新改變資源分配的規則?或許從政治角度而言,選舉可以快速取得權力,改變分配規則,但在改變規則之前,政治參與者也很有可能被既有的規則改變了。以近年公民社會累積的能量來看,推動改變的往往不是英明的少數政治家或者是學者官僚,而是努力在各個社區、群體間組織的社會參與者(比方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等組織)。將公民力量都投注在統獨二分的選舉之中,不見得會是台灣社會最好的解方。

3. 族群盲見

台灣民族主義的神話之一,即是二二八事件造成了無可挽回的省籍情結,甚至許多獨派人士將二二八當作是台灣獨立運動的源頭之一。不過實際上在二二八之後,人們的「台灣意識」有些複雜,許多「本省籍」人士加入中國共產黨,打算協助共軍登台,推翻國民黨政權。這些反抗者內心的統獨意識在當下或許並非如此強烈。韓戰之後,國民黨有了美軍作為後援,開始大規模整肅左翼人士(即所謂戰後的白色恐怖),其中許多被稱為匪諜的「紅帽子」政治犯出獄之後,因為獄中的學習及自我認同的重建,紅色中國想像成為了穩固的意識型態,例如台灣被關押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就是當代人眼中堅定的「左統」論者。[21]

這些政治犯前輩在戰後的認同軌跡,並不如當代獨派所認知的,因為反抗而產生台灣人意識,反而是因為在獄中學習社會主義思想的關係,開始對於毛澤東的中國產生了特殊的情感。他們的中國認同不見得是從地緣、教育學習而來,而是從對於紅色中國及「美帝扶植的腐敗國民黨」中的對立,而有了不同的想像。

所以我們從這些政治犯的認同變化過程中可以觀察到,民族主義的起源不是本質的、單線的族群統合論,而是一種「論述」的傳播與文化社群的交互影響作用,甚至藝術、圖騰、文學都會加入改變認同的疆界。用族群來定義台灣民族主義範圍,完全是倒果為因的觀點。

再從原住民與新移民觀點來探討,台灣民族主義的盲點就暴露無遺。以史明的論點而言,台灣民族主義是在反抗中,不斷面對外來殖民者而整合成為新的「台灣人」概念。但原住民從歐洲大航海時代開始,就不斷受到「新移民」的迫害,屏東外海的小琉球有個觀光景點叫做「烏鬼洞」,其實是見證17世紀(1633年)荷蘭人對島上的原住民進行種族屠殺的歷史遺址,以反抗來證明台灣人意識的存在,則在台灣史上會出現非常多的斷裂。[22]

PhotoCredit風傳媒圖片:風傳媒

所以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可以看成是一部以漢人史觀為主的著作,但在「漢人史前史」的年代,族群劃分即並非用單一群族來分類,而是部落與部落之間的資源競合來區別,現代社會的「反抗者」意義並不存在,如同霧社事件中,布農族與太魯閣族各支系的視角就完全不同,「味方蕃」與「兇蕃」的視角是殖民者創造的,馬黑坡社的領導者莫那魯道當下,捍衛的是文化社群存續與否,而不見得是後人賦予的「抗日」、「反殖」。

最後,新移民的觀點就更為矛盾,台灣民族主義是以四大族群為劃分,但是從中國、東南亞及其他國家因婚姻而定居台灣的新移民,在族群識別上幾乎是被遺忘的。雖然台灣獨立並不會跟新移民權益直接產生衝突,但是就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接納」與「排斥」就成為了最敏感政治選擇。例如2015年年初,外籍漁工強制納入勞健保的規定被藍、綠兩黨合作取消,若以民族國家應保障全體人民權益的觀點而言,這些外籍漁工顯然不被視為「自己人」。但外籍漁工替台灣人工作,所得利益也是回歸到台灣身上,若只因國籍、族群問題,就取消在台勞動者的社會保險,代表民族主義是一把兩面刃,當新移民的權益與本地人的權益相衝突的時候,「排斥」作用就會產生,但台灣社會在理解民族主義的時候,通常都會繞過這些議題而行。

雖然吳叡人談論「公民民族主義」是以人民的共善、自覺為基礎,將美好社會的想像寄託在公民之間的自由對話、平等合作之上。但以現況而言,台灣的國族認同反過來構成了一個框架,讓核心之外的弱勢被排除在公民系統之外。而台灣公民所具有的認識背景(民主素養)並不均等,保守的主流會不會透過民族主義反過來壓迫弱勢,或者與有權者合流,這是民族主義最迫切必須回應的難題。

[9] Philip Spencer、Howard Wollman著作,何景榮、楊濟鶴譯《民族主義:一個批判性的觀點》台北:韋伯,2012。P.35

[10] 參考自《民族主義:一個批判性的觀點》,頁43。(同註9)

[11] 2015年8月中,李登輝投書日本媒體《Voice》,談到「二戰時期的台灣,跟日本是同一個國家,所謂抗戰不是事實,因為台灣人是為『祖國』而戰」,引發了不同史觀之間的論戰。

[12] 實際上日本直到1915年,藉由征討原住民部落,才初步完成「全島一統格局」,讓台灣政治版圖與島嶼海岸線完全重合,將統治權延伸到滿清政府抵達不了的「後山」地帶。也因為如此,才讓「島國」的想像成為可能。

[13] 此句出於《台灣青年》創刊號(1920年),蔡培火〈我島與我等〉。

[14] 參考鄭鴻生〈水龍頭的普世象徵──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思想》雜誌第二期,2006年6月。

[15] 近年有部分獨派高舉史明的主張「台灣獨立,解決一切」作為標語。但其實並未深思史明的統一戰線理論背後有更多現實考量。這句話與其說是概念,不妨可視為民族主義之下一種熱情而美好的期盼,這句口號本身是個「現象」,不具實際意義。如同早年的史明曾書寫大量理論、歷史認識,但晚年的史明卻始終被當成形象一樣,這些過程本身就是民族主義現象。

[16]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一群獨派人士組織的「台灣民政府」,宣傳美、日將派軍隊協助台灣獨立。這種非常沒有現實感的組織,竟然可以吸引到許多支持者參加,代表台灣民族主義與美、日帝國想像並不衝突,有時甚至是親近的。另外,民進黨早期的領袖黃信介,本名黃金龍,因為仰慕日本右翼首相岸信介(曾任東條英機內閣,戰後甲級戰犯之一),就將名字改成「信介」。

[17] 端傳媒記者林怡廷報導之〈超越藍綠?台灣社運型政黨前進立法院〉(《端傳媒》,2015/8/24),裡面訪問到何明修,何明修說:「太陽花運動有兩條路線,一個是『獨』一個是『左』,反服貿就是反中與反自由貿易的路線透過反對黑箱的中性訴求,讓原本兩條路線有機會連結在一起,」何明修分析,「台灣社會存在着這兩條軸線,而獨派建國運動已經很久,有一定社會基礎,相較之下,綠黨社民黨參政聯盟所選擇的中間偏左路線,還需要時間耕耘。

雖然社民黨成員,例如苗博雅的意識型態也偏向台灣獨立,而時代力量裡面也有許多諸如陳為廷、魏揚、陳廷豪等候選人幕僚在實踐上也算是左翼論者。但在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國會選戰之中,意識型態的光譜越到後期會越拉越開,就算個別成員認為可以調和「左獨」,選舉實際面上卻難以容許這種曖昧空間。

[18] 民主進步黨在成立之初,也有比較接近史明左獨概念,並參照共產黨嚴密的組織方式的「新潮流」政團。他們原本希望組成「社會民主黨」,但考量到黨外團結的必要性,就與其他黨外派系合作,成立統獨左右聯盟的「民主進步黨」。不過90年代之後,民進黨高舉選舉總路線的大旗,新潮流系於是放棄街頭群眾路線,大舉進軍國會,在取得權力的過程之中,原初的左翼理想也日漸淡化。

[19] 2000年以後,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首次的民進黨籍總統,讓許多獨派人士認為獨立之日就要來到。但陳水扁是少數政府,為了穩定社會,不得不在就職典禮上發表「四不一沒有」的談話,保證任內絕不宣布台灣獨立。到了八年執政後期,因為弊案纏身的關係,陳水扁從上任初期的穩健政策,開始轉向動員台灣民族主義,以捍衛自身政權的合法性。同時在八年執政中,陳水扁政府並未實施黨國資本轉型後的重分配,更對社會運動進行「柔性」壓迫 ,加上擁抱以新自由主義的開放政策,確定了民進黨「本土右翼」的性格。

[20] 因重返執政的國民黨採取基進的「右統」路線,2008年年底陳雲林來台事件,讓本土派從總統大選挫敗中醒轉,於「野草莓學運」中重新獲得了草根培力的力量;而一連串地產開發、圖利資本的政策也讓左翼運動活躍起來。這些力量重新匯聚,終在2013的大埔事件到2014年的三一八運動、反核四運動到達高峰。

[21] 我訪問過一名「紅帽子」的政治犯,他是典型的台灣地主出身,戰爭末期成長的他在「國語家庭」中長大,到了戰後甚至連一句「台語」都不會說。但因為他有關懷貧農的思想,加入中共而遭到判刑,出獄後他在思想上變成了堅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2009中共建國70年大典,他甚至到了北京參加典禮。訪問的時候他還出示他與毛澤東畫像的合影,看起來甚感光榮。從日本帝國、中國共產黨到政治犯,這位長輩複雜的認同,絕對不是省籍意識、民族主義等等可以簡單解釋的。

[22] 小琉球島上的原住民,文化上比較偏向馬卡道族,但17世紀即消失殆盡。關於小琉球大屠殺的歷史,詳情請見曹永和與包樂史合著之文章〈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一—重拾失落台灣歷史之一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http://www.ianthro.tw/p/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