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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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醉‧生夢死》

華語語系的身分認同,是透過在地的特殊性來對抗中國,來表述和中國性的差異;而這種追尋和建構的過程具有時間性。時間(Time)對於驗證對性身分認同的變革功能來說是必不可缺的。新身分認同的論述和實踐所帶來的效果,只有在效果實際之後才能得現。當下因此充滿了各種可能性,其中想像力以及富有想像力的行動在這個時空裡產生,可以帶來改變。(史書美,2013 [2007] 頁 270)

如前所述,在台灣,對於華語系文化和中國文化的混淆,是承續了國民黨將台灣視為中國正統文化代表的意識形態的不自然結果。從一開始,這個意識形態就顯而易見無法成真。這是一個意識形態如何演變成接近幻想的假意識的最佳範本。它不斷提醒我們第四種矛盾,它讓台灣人對中國文化與中國性感到曖昧,即使是經過一九八零年代與九零年代對台灣文化與中國的差異的反覆分析與理論化之後,這種曖昧感還是無法煙消雲散。企圖「告別中國」已被證明的比預期的更為困難 。(史書美,2013 [2007] 頁 185)

人問我,為何醉生夢死打不贏聶隱娘的問題?

階級,文化資本以及純美學的金馬獎?

金馬獎一落幕, 不出所料,侯孝賢的新作聶隱娘,奪得最重要的多項大獎。

然而,另一部精彩的台灣電影「醉‧生夢死」,男主角及男配角一一爆冷落馬,唯有呂雪鳳的得獎讓影迷還有一口氣尚存。這些失落或不滿,有些是隱約或且直接的指出侯孝賢背後的「文化/中國」議題,驗證聶隱娘的勝利。此般言論使得一些電影評論者大為跳腳,直以「美學就是美學」,金馬遠離「政治」等言論回應。事實上,這種擷取極獨派來幫侯孝賢或金馬獎辯護的程度,就如同挑選新黨言論來批判中國新左統派一樣便宜了事。以下,此篇短文,先要指出的,此一言論的天真(或閃鑠的遮掩性)。因為,其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任何影展或藝術獎項,既然是評審投票,都決定在每個評審背後的意識形態、語言以及社會資本!易言之,評審的實質階級背景,以及文化資本加總起來的象徵資本才能成就所謂的「美學觀點」。

因之,辯護金馬獎的獎項選擇為「純」美學觀點確實詭怪。回瞻金馬歷史,事實上,也從來不純!君不見多年前蔡明亮如何被金馬某些評審羞辱憤而退出參賽多次?國外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前次坎城影展,媒體也在猜測,因為主席是女性主義名導珍康萍(Jane Campion),所以好的女性電影不會被忽略甚至出線(結果也是如此)。所有評審背後的階級語言以及政治資本,皆受性別或族群等意識形態之鬥爭的影響!這些都應當被放進去成為所謂「美學」之基礎。有心者或可對照台灣的文學獎以及文學場域的競逐,也是相同邏輯!旅美台灣學者張誦聖專書便頗有見地的分析,八零年代起的台灣報紙副刊,如何被某些具有高度社會資本(也就是人脈),以及象徵資本的文化人及主編主導,造就成某些特定女作家在文學場域的優勢。

看看此次評審陣容,譬如主席陳國富,作為中國最牛片商華誼兄弟的前大腕,他的電影生命這些年來,事實上與「純美學」電影的連結甚少。(他二十年前的名作,「徵婚啟事」,以及後來的「雙瞳」是否是好片,見仁見智吧!?在中國是製片巨纛,催生賣座大片。同時也是侯孝賢的追隨者,曾言沒有侯孝賢他就無法進入電影圈!侯孝賢這廂也溫情的相挺,認為陳把人文精神帶入商業電影!但,筆者卻認為他主導中國電影資本以及製片著力之深,在高壓政治下,以票房為精神,主導一堆以票房為主的媚俗大片之產出,是當代威權體以及金融資本合體的中國式新自由主義電影範本,求仁得仁!另一評審姚謙則是一位長期在中國跨國資本唱片公司的主導者,他與台灣電影最貼近的關係,在於曾經寫了一首「魯冰花」的歌詞。 更有意思的是北大教授,中國學界最知名的女性主義電影學者,戴錦華,她與侯孝賢以及中國及台灣的「新左派」社群相熟之好,不在話下。

其他中國編劇李檣以及香港電影評論者,恐怕都因為語言問題無法真的那麼進入醉生夢死的語言(及語言背後的無意識)世界。也是階級美學以及政治文化的因素?高尚隱士的聶隱娘,即便不說幾句話,也打贏說了一堆的醉‧生夢死。換句話說,以無意識觀點來說,聶隱娘說了不到十句話,對評審來說,卻是千言萬語,點滴纏綿。其電影沉默語言以及身體美學正是電影人的最愛。而說了一堆的醉‧生夢死,讓無法掌握其語言的人覺得那樣的「直接」不「曖昧」。這其實,在台灣華語電影圈的含蓄美學政治中,階級的議題,似乎是如此這樣的呈現:如果要談邊緣族群,最好是某種歐陸風情,沉默的慾望展演。像醉‧生夢死那樣的直接暴露,階級上可能不夠登上大山大水的唐朝夢裡?

但是,更政治一點來說,若是醉‧生夢死的場景設為中國,導演換成賈樟柯,大概就能夠在國際甚或金馬得到許多大獎?作為侯孝賢的終極粉絲(或傳人)。臉書一個評論者用「以電影對抗政治」的鬥士來形容賈樟柯,此評論讓人失笑!因為,相比艾未未的霸氣,賈樟柯當年杯葛疆獨納比亞(或譯熱比婭)而退出墨爾本影展,又是多麼的勇敢?(難道說,妳的記憶都不算數?)。

其實,金馬獎是華文電影界的最高殿堂,乃在於它是以華文語言、資金以及象徵資本聚集的殿堂,在以當今中國主掌資金以及華語文無意識(unconsciousness)的心理政治裡,中國的政治變化、社會文化、資本流動以及文化事件,都主導了華語圈,甚至全球關注。無人能避免!所以研究中國成為顯學,金馬獎,也是一個中國性無意識霸權主導的影像場域。獨派或本土派對金馬的焦慮不是沒有道理,只是很難說清楚。較直接的批判,馬上被許多論者以純美學的觀點瘋狂的批判為腦補台獨。獨派立委管碧玲前幾年對金馬獎的針貶,馬上被電影人以及媒體狠狠的圍剿便是這麼一回事吧?一味的用純美學去捍衛金馬獎,反而不能批判性的保護金馬獎。

於是重點不在於拒絕介入這個中國框架或場域,事實上也不可能。但天真的用純美學觀點無視中國語言無意識主導視覺系統及場域的框架,則是一種鄉愿!其實,金馬獎已經是一種政治倫理議題了。這容我在前次文章中提到的,旅美學者史書美提出的「華語系」理論中的重點問題意識之一,也就是弱勢語言在強勢語言主導下的場域,如何開闢抵抗空間的問題。史書美確實意識到,在中國性的壓迫下(壓迫來自影像以及無意識的語言力等),眾多要在夾縫中求生的語言文化如同台語或原住民語言,本來就很艱困!但是不能放棄這個抗爭。筆者前篇文章便認為,醉‧生夢死的語言與階級展演性,很難被關注 原因就是在於,它不是進入中國性主導的框架中,而是一個華語系姿態的邊緣展演,它不孤芳自賞,也不迎合中國性,或「迎合中國性的國際本土文化評論圈」。它是一個階級以及性別邊緣生命所合奏的死亡賦格曲。

II.

套用南迪「印度並不是非西方;印度就是印度」的說法,我們可以說,「台灣並不是非中國;台灣就是台灣」,或同樣地,「台灣並不是非日本,台灣就是台灣」。台灣深受西方文化全球性的影響,我們也可以說,「台灣並不是非西方,台灣就是台灣。」 史書美 。(史書美,2013 [2007] 頁 204)

作為金馬五十的主席,侯孝賢得獎已經是天經地義,看起來這不是侯孝賢「拍了什麼」而是「侯孝賢」拍了什麼?電影沒放映,侯孝賢已經被其摯友創辦的印刻雜誌冠冕「三十年來,最不與世界妥協的導演」,(雖然我們從未聽聞楚浮或庫伯力克幫過集權政黨國家拍過國防部募軍宣傳片。再問,難道說,妳的記憶都不算數?)。

這裡要說的是,侯孝賢已經如同他敬愛的張愛玲,成為台灣影壇的超級符號。他為人豪爽、大方且重義氣,都是他受人仰望的原因。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已經要開一個「聶隱娘研討會」,估計是錦上添花兒。影評人,或學者沒有侯孝賢的電影,可能出不了書、登不上期刊或寫不了影評賺點生活費!這,實在也是一個文化/資本相關的複雜問題。但,沒有人會為一個身陷性侵囹圄的導演開個研討會,無論他的時光多麼黑暗或美麗,無論他的作品遠勝於侯孝賢的「千禧曼波」或「南國再見南國」等作品。無論他的作品多麼的接地氣,卻又獨樹一格要妳洗一場痛苦之浴。

書寫階級創傷的台灣作家楊索近日為文希望侯孝賢走出朱家,台灣有「土地」滋潤侯導。但是筆者要問,也許沒有朱家,侯孝賢也無法成為這個中國無意識主導視覺系統的天王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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