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an Hioe評左統陣營內部對於太陽花運動的爭論
丘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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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者：王年愷
原文在七月初以英文發表。中譯如下文。
近日來，支持兩岸統一的左派人士似乎對太陽花學運意見分歧，更準確來說有兩派不同的看法：其中一派比較認同太陽花學運表現出台灣社會的聲音，另一派則是認為運動整體來說不可取。劉紀蕙近日在《破土Ground Breaking》網站（註：有別於本網站，《破土New Bloom》）上刊登一篇專文討論太陽花學運，並批判趙剛等人的傳統左統聲音；我們也許能以這樣的方式，來看待台灣左統論述的兩派看法。
在接下來的爭論之中，社群媒體上有年輕一輩的堅定左統人士（如苦勞網記者王顥中），試圖替趙剛辨護，指責劉紀蕙將個體與群體經驗混為一談；而後，趙剛也在Ground Breaking網站上撰文回應劉紀蕙。這項激辯後來又引來一些與新左派運動相關的中國學者的注意；這顯示出了中國新左派、香港親中左派，與台灣左統之間的共同論述。劉紀蕙後來又在另一篇文章中發表回應。
立法院佔領中。圖片：Democracy at 4 AM
不過，本文將只討論劉、趙二人之間的爭辯，並且側重劉紀蕙非傳統（相較於趙剛等人的強硬、傳統左統）的觀點。我們甚至可以說，劉紀蕙的觀點也許還比較有吸引力；不過，她的看法依然紮紮實實落在左統的陣營裡。換句話說，不論這是好或是壞，也姑且不管劉紀蕙比較同情太陽花學運，而且事實上還有太陽花學運的支持者對劉紀蕙的看法表示認同，劉紀蕙的論述到最後還是一個支持統一、支持中國的論述，而非反資本主義的論述。
左統的狀態
稍早，我曾撰文指出Ground Breaking是台灣左統人士、香港親中左派人士，以及中國左派人士的網站；該網站即使沒有清楚指出他們的觀點，其編輯立場依舊提倡統一。Ground Breaking最近似乎為了回應這些批評，開始試著登出一些關於台灣和太陽花學運的文章。假如Ground Breaking那時為了反擊批評聲音，而明確指出他們既不支持統一也不支持獨立，我那時也會覺得這樣是明目張膽的謊言，因為在該網站「國內」與「國際」文章分類下，台灣相關的新聞被歸類為「國內」新聞。該網站在重新設計之後，已經不見這樣的分類法了。
在此同時，在Ground Breaking網站之外，左統其他派系也提出更加尖銳的批評，這包括有人不斷攻擊社會民主黨參選人李晏榕，說她是友達光電創辦人的千金，而友達光電除了政治立場保守外，又有不少汙染環境的不光彩事蹟。苦勞網曾登出一篇由林奕志撰寫的文章，指出李晏榕的背景使她成為資本主義候選人（即使李晏榕違背父母的意思，選擇代表社會民主黨參選）。顯然在這樣的世界觀下，政治觀點只取決於出身背景。
李晏榕與山姆大叔。圖片：中央大學性／別研究所
除此之外，針對李晏榕的攻擊未曾停歇：洪凌在國立中央大學的期刊論文裡便認為，近日一幅李晏榕指著海報的競選文宣，讓人聯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的山姆大叔。就算是李晏榕在競選文宣裡沒有刻意模仿山姆大叔，或是此舉沒有包含任何政治意義，甚或是她的姿勢其實是用另一隻手指向身為山姆大叔的觀看者，這份文宣只因為稍稍像了山姆的海報，就透露出李晏榕像美國帝國主義低頭。在這樣的觀點下，李晏榕到底是不是「有意識」地模仿山姆大叔的海都都無關緊要了，因為她是在「無意識」之下就模仿山姆大叔，而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證明她屈服於美帝。顯然，台灣人以後不可以再拍出用食指指向鏡頭的照片。
但更廣義來說，我們也許可以說，左統人士之所以焦慮，是因為他們親中的立場與全台灣幾乎所有其他公民社會層面的人相左。去年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大多也參與了各種關於社會與階級（不）正義相關的運動；不可否認的是，左統人士也有關注同樣的議題。左統人士自己也知道，在許多社會議題上，他們與許多本來可能是盟友的人背道而馳，這當中包括絕大多數的左派台灣人。左統派亦有人深知這一點，也因此質疑他們的傳統觀點。
更明確來說，如果劉紀蕙與趙剛的爭論顯出左統的分裂，我們便能把Ground Breaking視為這個分裂的明顯症狀，因為兩篇文章都刊登在該網站上，但網站的立場似乎偏向劉紀蕙。Ground Breaking大致上似乎將網站的編輯立場偏向劉紀蕙這邊，而這可能就是爭議的導火線，因為趙剛的支持者當然會為此不悅。
劉紀蕙的第一篇文章本來有以下的前言：
「破土 [Ground Breaking] 近期刊載了幾篇關於臺灣社會運動的文章，引起了讀者的廣泛熱議。臺灣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劉紀蕙教授特惠賜本文參與討論。她在本文中指出，包括太陽花運動在內的臺灣社會運動，反映了臺灣不同階層與不同角落的民意，將其歸結為缺乏階級視野的台獨運動是非常武斷的。她認為，真正的敵人不是任何具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跨國資本邏輯，也因此，臺灣真正的出路並非是依附於任何區域經濟霸權，而是構想一種新的和平共處模式，以便為自下而上地制衡資本主義創造空間。破土 [Ground Breaking] 期待本文能為我們思考臺灣社會運動以及兩岸問題提供一種新的思路，也歡迎不同觀點的讀者加入討論。破土 [Ground Breaking] 真誠希望兩岸人民在未來能聯合在一種新的「中國」框架下，反抗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邏輯，謀求共同的福祉。」
而她的第二篇文章本來有以下的前言，這段前言後來又被刪掉了：
「破土 [Ground Breaking] 編者按：破土 [Ground Breaking] 近期刊載了幾篇關於臺灣社會運動的文章，引起了讀者的廣泛熱議。臺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劉紀蕙教授特惠賜本文參與討論。她在本文中指出，包括太陽花運動在內的臺灣社會運動，反映了臺灣不同階層與不同角落的民意，將其歸結為缺乏階級視野的台獨運動是非常武斷的。她認為，真正的敵人不是任何具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跨國資本邏輯，也因此，臺灣真正的出路並非是依附於任何區域經濟霸權，而是構想一種新的和平共處模式，以便為自下而上地制衡資本主義創造空間。破土 [Ground Breaking] 期待本文能為我們思考臺灣社會運動以及兩岸問題提供一種新的思路，也歡迎不同觀點的讀者加入討論。破土 [Ground Breaking] 真誠希望兩岸人民在未來能聯合在一種新的「中國」框架下，反抗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邏輯，謀求共同的福祉。」
相較之下，趙剛的文章就沒有這樣的前言。不過，劉紀蕙第二篇文章的前言之所以會被刪掉，可能是因為Ground Breaking不想要讓人有偏劉反趙的印象。
像Ground Breaking這樣閱聽年齡層較年輕的新興左統媒體，為什麼會偏向劉紀蕙這邊，而不是趙剛那邊？準確來說，趙剛直接將太陽花學運斥為台獨運動和民進黨人士的計謀，這一點就看出他太老派、太過時了，許多年輕一輩的左統人士並沒有這麼不明就裡。
劉紀蕙與一些其他年輕左統人士知道的是，從太陽花學運來看，實在很難撇開台灣社會的群起而不論。相較之下，左統較為老派的傳統觀點似乎認為太陽花學運只不過是又一波台灣本省人民粹的展現，因此不足為道。事實上，劉紀蕙與趙剛不同的地方就在這裡：趙剛看起來還是持著老派的觀點，而劉紀蕙的第一篇文章則是足足花了超過一半的篇幅描述太陽花學運，可以看得出對這場運動的觀察入微。
左統派以其親中的立場反對太陽花學運，這樣就和台灣公民社會大多數人的看法相反。不過，老左統假如與現狀疏離，新一代左統其實深知太陽花學院的參與者，大多也參與了各種關於社會與階級（不）正義相關的運動；不可否認的是，左統人士也有關注同樣的議題。這些人在許多社會議題上，本來可能是左統人士的盟友，這當中包括絕大多數的左派台灣人。左統派亦有人深知這一點，也因此質疑他們的傳統觀點。追根究柢，這問題牽涉到劉紀蕙的意識型態是否與趙剛有所異同，但劉紀蕙的文章反映出左統部份人士在這方面的焦慮。
左統派雖然是小眾，但聲音倒是不小；不過，即使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不會自認思想上是左統的人，也被劉紀蕙的論點吸引了。我們不難看出為何會有這個現象；畢竟，Ground Breaking對劉紀蕙的文章所下的編輯評論看起來也相當合理：
「破土 [Ground Breaking] 編者按：破土 [Ground Breaking] 近期刊載了幾篇關於臺灣社會運動的文章，引起了讀者的廣泛熱議。臺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劉紀蕙教授特惠賜本文參與討論。她在本文中指出，包括太陽花運動在內的臺灣社會運動，反映了臺灣不同階層與不同角落的民意，將其歸結為缺乏階級視野的台獨運動是非常武斷的。她認為，真正的敵人不是任何具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跨國資本邏輯，也因此，臺灣真正的出路並非是依附於任何區域經濟霸權，而是構想一種新的和平共處模式，以便為自下而上地制衡資本主義創造空間。破土 [Ground Breaking]期待本文能為我們思考臺灣社會運動以及兩岸問題提供一種新的思路，也歡迎不同觀點的讀者加入討論。」
只有最後一句話道破了Ground Breaking的立場為何：「破土 [Ground Breaking]真誠希望兩岸人民在未來能聯合在一種新的『中國』框架下，反抗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邏輯，謀求共同的福祉。」這樣的跳躍式邏輯在左統的反資本主義論述裡司空見慣，也相當真實地呈現出左統人士真正的重心放在哪裡。
召喚新自由主義的幽靈，以迴避中華帝國主義的問題？
值得探討的是，對劉紀蕙與Ground Breaking來說，假如「真正的敵人」不是中國、美國或日本，而是國際新自由主義，而且假如並不是只有台灣或中國才有這樣的問題（劉紀蕙與Ground Breaking也有正確認知道這一點），那麼為何他們所提出來的解決之道是「中國」？為何不是提出層面更廣的「國際反新由主義」呢？
這就是劉紀蕙論證中的跳躍式邏輯，而且這一點也看得出為何這樣的論證是左統的論證，而非真正有國際精神的說法。劉紀蕙在這裡似乎不經意地洩露出她的本意：她所下的評斷與她提出的解決之道，中間有著一大鴻溝，而這揭露出她對中、台關係所潛藏的信念是什麼。因此，劉紀蕙的論點最終還是跟左統一派脫離不了關係；不過，在左統的論述中，這樣跳躍式的邏輯倒也不少見。
首先，我們可以指出一點：劉紀蕙對新自由主義的看法，將中國的威脅輕描淡寫地帶過去，這樣的作法相當有問題。假如我們認知太陽花學運內含的本質並非反資本主義，那麼這樣的說法確實不無道理。劉紀蕙試圖將新自由主義當作是真正的敵人，事實上這樣的作法是對國家與軍事實力的現實狀況避而不談。她認為真正的敵人是跨越國界的經濟問題，但這樣的論點抽離了台灣當前所面臨的問題，也就是中國國家與軍事力量的入侵。在這裡，新自由主義變成劉紀蕙用來將事情一致化的手段，藉此輕忽美國、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差異，以符合她支持統一的政治論述。
中國拓展海外貿易的「新絲路」（又稱「一帶一路」）計畫。圖片：華爾街日報
更精確來說，假如當今中國的經濟政策是透過亞投行、服貿協議等措施，以符合新自由主義的手法來拓展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裡，那麼這樣的中國就與1990年代採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美國如出一轍。中國想要成為國際強權，一如當今的美國霸權一般，因此中國現在仿效美國當年成為國際霸權所採用的手法。
因此，倘若不加任何修飾或限制，就直接指稱中國和美國皆是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勢必得忽略兩者之間的差異；畢竟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國家與經濟之間的特定關係，表面上大多會說是回歸到古典自由市場的原則，但其實國家的力量反而會大幅擴張，以維持能讓自由市場運作的條件。想一想，以國際貨幣基金或世界銀行這種龐大的組織來看，它們真的是讓政府不會干涉經濟的放任式自由市場機構嗎？而在美國的體制下，國家與經濟因此緊密結合；但我們真的可以這樣就直接比較中國與美國嗎？總結說來，兩者間的差異並非純然經濟上的差異，而是中國政體與美國政體間的差異。
劉紀蕙將中、美之間的差異抹除，其問題就在於她把「過錯」向外拓展。假如美國與中國都錯在它們是新自由主義國家，那麼這樣的「過錯」並不能單單歸咎在任何一方。但是，劉紀蕙的論點卻把「過錯」從中國身上推掉了，而且也忽略了中、台關係與台、美關係之間的重大差異。
雖然劉紀蕙沒有直接指稱美、中二國之間，美國是「較不邪惡」的那一方，但她顯然忘了美國是一個自由中產民主國家，其政府對經濟的影響甚大，但政府並不具有絕對的權力。即使新自由主義企業有辦法收買政客，讓美國的民主政治因此受到侷限，但是美國的政治人物依然是美國人民選出來的，美國也還是一個多黨政治的國家。
沒錯，美國的兩大政黨經常向企業利益低頭，在實際的政治立場上，常常彼此不分。但是，跟美國比起來，中國採用的是國家資本主義體系，政府在經濟事務上享有絕對的權力，而且也沒有選舉，也只有一個可以執政的政黨。雖然有少數幾個由中國共產黨扶植的傀儡政黨，讓中國共產黨有個執政正當性的假象，但只要有人試圖創造出任何實際的新政治力量，馬上就會被強力鎮壓下去。這裡可以說的是，在美國若要創立新政黨，不會被暴力鎮壓。
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創始國家。圖片：中國日報
任何對台的經濟威脅（比方說，像服貿協易這樣的對中自由貿易協議），其正真的威脅在於背後的國家與軍事力量；透過自由貿易協議與，將台灣經濟與中國整合，就是預示台、中未來強行軍事整合。當然，美國對台灣擁有主宰霸權，因為在國際事務上，台灣無法與美國抗衡，但差別在於美國並沒有把飛彈瞄準台灣，隨時準備好發射，藉此叫台灣服從。但中國就不一樣了。
台灣之所以向美國順從，是因為台灣是美國的附庸國。但是，即使美國想要盡一切辦法來維持對中國的現狀，並且破壞它們認為太「獨」的候選人的名聲（就像之前美國對蔡英文那樣），台灣人依然有可能違反美國對台的旨意，選出他們想要的候選人，決定他們的政治命運。就算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也不會出兵來強迫台灣屈服它的旨意。相較之下，北京當局會用軍事方式讓台灣屈服，而且會直接強行把台灣收為中國的一省；至少，美國沒有任何軍事打算把台灣收為第51州。
從左統真正的想法來看，不難發現他們不斷地批評美國帝國主義，但從來沒批評過中國帝國主義。他們為何只偏一方呢？左統對美帝的批判，就變成忽略中國威脅的一種方式；事實上，這樣的論述通常都會用來替中國辯解。劉紀蕙延續了這樣的傾向，沒有明白指出「新自由主義」一詞在中國代表什麼意義，以及這一詞在中國的脈絡下有什麼可以與國際新自由主義對抗。也許劉紀蕙有某種模糊的概念，用國內的脈絡（如城市士紳化，或是無拘束的都市開發）來對抗各種型式的新自由主義。；但是由於她無視新自由主義與國家力量的掛勾，因此也無視新自由主義何以成為中國帝國主義夢想的武器。
劉紀蕙認為太陽花學運是對新自由主義的反動，但是又認為學運沒有認清真正的敵人是國際新自由主義；她的這番論點，也是刻意迴避學運的政治原因，進而降低學運的影響力。
正因如此，中國新左派有時會認為西藏和新疆漢人對非漢人的不平等待遇，可以單純用大量金援兩地政府來解決。就台灣方面來說，在他們的解釋之下，台灣意識的高漲是因為台灣經濟狀況較中國遲緩，而不是因為台灣人害怕台灣的民主政治被中國的一黨獨裁打壓，也不會提到台灣和中國在歷史上已經分離超過一世紀。
南海領土爭議圖。圖片：Stephanie d’Otreppe/NPR
沒錯，國家認同的確會在全國經濟蕭條時期興起，但這並不代表國家認同從來不存在，也不代表國家認同可以光用經濟的說法來解檡。國家認同之所以會興起，是因為有文化或歷史差異；是故，這不可能全然歸納為單純的經濟因素。左統人士在理解國家認同時，經常採用一種對馬克思的粗略解讀；但劉紀蕙卻以「中國理念」來迴避這一項事實，而正因此如此，劉紀蕙似乎比較知道這種粗略的經濟歸納手法有什麼短處。
「中國理念」向何處去？
劉紀蕙的文章，顯然是因為篇幅受限之故，對於她所提出的「中國理念」如何解決台、中關係沒有多加著墨。但是，即使在Ground Breaking登出她的第二篇文章後，她的「中國理念」依然相當抽象。
就我的理解，若要解讀這樣的「中國理念」，也許可以說它在符號學上有「能指」（signifier）但沒有「所指」（signified）。如果這樣來看，被認為有價值的是「中國理念」，而不是「中國」本身——至少劉紀蕙會認為如此。劉紀蕙深知中國的地理疆界和定義不斷在變，因此她試圖將「中國」與現實中的中國脫離，將其變成一個抽象的概念。更準確來說，劉紀蕙也指出「中國」在數千年時空演變下一直是一個持續的「理念」，而她也確實會承認這一點：中國是一個要不斷接近的理想。舉例來說，劉紀蕙比較了巴迪烏（Alain Badiou）「共產主義假設」（communist hypothesis）的說法；這種說法也指向歷史演進裡不斷持續的社會平等理想。
但是，也許我們可以問個更好的問題：這樣跟其他任何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有何不同，又是否只是另一種型式的中國民族主義？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在歷史上國界從來沒變過，定義也從來不變？但是，民族國家是一個持續的「理念」，讓該民族國家的各種歷史表徵一致化，不論地理疆界和國家定義在歷史上有什麼樣的變遷。而這樣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將先前歷史的種種表徵聯結在一起，使得我們可以指向民族國家的「理念」，好似這個東西是亙古不變的一樣。
把「中國理念」說成是中國獨一無二的一件事，實在沒有意義。我們大可以談論「美國理念」、「日本理念」、「中國理念」，或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理念」，就跟我們平常談論「美國」、「日本」、「中國」時指涉的是這些民族國家的抽象表徵（亦即民族國家的「理念」），而且我們平常也的確都是這樣做的。那麼，到頭來，提出「中國理念」，到底有什麼跟直接提到「中國」不一樣呢？
蘇聯地圖。圖片：大英百科全書
劉紀蕙之所以會提出「中國理念」一詞，有一部份是因為在她的觀點裡，就某種程度而言，這樣的理念可以讓台、中二者「並存」，只是台灣會用和中國以聯邦的方式，在「中國理念」的框架下運作。雖然這樣的講法依然渾沌不明，但劉紀蕙的結論是提倡與中國「結盟」而非「統一」，因為在「結盟」的體制之下，台灣有可能有部份的自主權。這不就直接讓人想到施明德提出的「聯邦制」說法嗎？
可是，台灣又何必加入中國呢（雖然中國看似是個新自由主義國家）？顯然，這是因為中國雖然是「新自由主義國家」，但同時依然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因此需要台灣加入。這裡就可以看到，就算劉紀蕙認為中國也是新自由主義國家，但她認為中國未來有足夠的潛力，所以以她來看，台灣無論如何都需要加入才對。
中國行政區圖；注意邊境週圍的各個自治區。圖片：Nations Online Project
但這裡問題又來了：為什麼她提出的解決之道還是「中國」呢？劉紀蕙提出層面更廣泛的「泛亞洲」論述；除了她自己也支持這樣的論述外，這也延續了左統和中國新左派的傾向：將中國的興起，視為未來可能讓亞洲獨立在西方霸權之外。雖然劉紀蕙對民族國家和國族主義反感，但她又在泛亞洲論述裡提出「中國理念」（而非「中國」），卻又無視於「中國理念」到底跟「中國」有什麼明顯的差異。但無論如何，這不就是用意識形態來護航中國成為世界上新的新自由主義勢力，同時又宣稱將亞洲人從西方霸權中解放出來嗎？事實上，替美國帝國主義辯解的人，也正好宣稱美帝是傳播民主、解放世界人民；中國帝國主義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意識形態。
其實，與中國成為社會主義聯邦，到最後根本不會是一個「與中國的社會主義聯邦」，而是一個「與中國的聯邦」。劉紀蕙在提出聯邦制的構想時，事實上是回復了古早蘇聯時期的社會主義聯盟制度：這個制度宣稱是多個國家在蘇聯（亦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偉大社會主義聯盟之下結合在一起。相較之下，現今的中國雖然以蘇聯為藍本，但中國政府認為自己是一個「單一」的國家，只是有一些「少數民族」居住在「邊境」的「自治區」裡——當然，這些「自治區」大多原本是獨立國家，只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被納入中國的版圖裡。
不過，雖然蘇聯宣稱自己由多個國家組成，但最終其實是俄國主宰在東歐其他的「國家」之上；這一點印證在當時強烈的俄國本位思想，以及蘇聯的興衰皆建立在俄國（也只有俄國）的興衰之上。假如與中國的聯盟付諸實行，又會有什麼差別呢？即使中國現在宣稱自己是「一個國家」而非「多個國家」，我們已經看得到「內中國」凌駕在「外中國」（亦即新疆與西藏）之上，另外還有中國在沒多久前取得香港後，便開始侵犯香港的民主制度。
倘若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成為中國的一部份，又會有什麼差別呢？到了最後，只會剩下中國政府強勢的主控權，而非任何能允許獨立、人民自決的自主權。劉紀蕙顯然沒看到，她的結論最終會導致這様的國家主義式後果。從這樣的觀點看來，我們可以點出以中國領導的「泛亞洲聯盟」或「亞盟」（如同歐盟那樣）是多麼無意義的事，因為在這個背後只會有中國的主宰而已。
左統為何會分裂？
那麼，關於劉紀蕙那篇文章的辯論，又能看出左統有什麼樣的焦慮？另外，那篇文章又為何會引起爭議？雖然劉紀蕙在定義台獨時，下了相當奇特的定義，把馬英九、蔣介石和陳水扁一同歸類為提倡台灣獨立的人士，但顯然這對趙剛等人實在是太過頭了。更廣義來說，這反映出左統對於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焦慮。
陳水扁總統任內台北市大安區的塗鴉。圖片：Prince Roy/Wikimedia Commons
奇怪的是，趙剛認為劉紀蕙提出的解決之道是個抽象「無政府主義」式的方法，而且需要像馬克思當年批評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那樣加以批判。趙剛正確地指出劉紀蕙的「中國理念」過於籠統、抽象，但他似乎又認為劉紀蕙的「中國理念」正因為根本上是抽象的，所以本質上是無政府主義的，因此是普魯東式無政府主義再起。從趙剛用人身攻擊的方式批判無政府主義來看，「無政府主義」似乎與「抽象」完全畫上等號；用這樣的方式來定義無政府主義，實在很薄弱。從這看起來，在堅定支持左統的老派人士，和那些願意重思舊有假設的人（如劉紀蕙那樣）之間，趙剛要的是更直接、更國家主義式的方法；這透露出左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裡，暗藏著史達林式的思維。我們也許可以這樣理解趙剛那篇相當奇怪的批評文：這是對於劉紀蕙想讓台灣人民擁有過度自主權的反應，因為對趙剛來說，劉紀蕙提出的「中國理念」架構是「無政府主義」。
在趙剛的文章裡，我們可以發現，大多數台灣人對於左統有什麼認同，其實一點都不重要；文章中似乎忘了，反資本主義的重點，在於人民期待民主自治與自決，不必受到國際資本、國際帝國主義，與國家政府對人民自由的箝制。台灣人民對於民主的期望，在左統人士的眼裡，好像一點都沒有關係。
當然，這並不是說左統一派只應該順從社會上其他人想要的政治路線；事實上，當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擁抱右派路線時（如法西斯），左派應當起身反抗。但是，當左統宣稱太陽花學運（或任何其他大型的台灣社會運動）是法西斯時，這只是用誇大的手法，來論證為何左統要反對台灣社會大多數人都支持的群眾運動。另外，左統指稱台灣社會為法西斯，又掩飾了左統不重視台灣人民的民主意志；這樣的責難，只不過是左統自以為是的論證，以替他們忽略台灣人民的意志來辯解。事實上，趙剛甚至還說，投靠中國才是真正民主和政治上激進的事！
但是，即使劉紀蕙比起趙剛更理解台灣人民的意志，也似乎理解了趙剛沒有理解的事，劉紀蕙就算是避免歸納出國家主義式的結論，她的論點依舊不脫離國家主義本色。相較之下，趙剛雖然也是國家主義者，他的論點不過是闡述了模糊的極權觀點。
左統到底在害怕什麼？
我們也許可以說，左統的論述若追根究柢，是建立在對於中國的文化認同，而非任何的理性政治論述。那麼，假如太陽花學運是本省人民族主義的展現，是民粹、群眾運動的恐怖集合，左統又何必這麼害怕呢？
樣的擔憂好像怪怪的，畢竟馬克思主義擁護群眾革命，應當導向不那麼懼怕群眾運動的政治立場才對。只不過，左統傾向經濟化約論、以階級背景的文革式人身攻擊，以及對群眾運動的絕對恐懼，使得左統的思想跟史達林、毛澤東的思想還更為接近（即使左統人士很少稱自己是毛派或史達林派）。反過來說，左統最終對於中國的文化認同，應該超越了任何的政治考量，也需要浮誇的政治論述來辯解。事實上，左統在批評台灣身份認同為壓迫性的建構論述時，不斷地批評台灣認同，卻幾乎不批判中國式的認同。這一個盲點，揭露了左統的真心朝向哪裡。
我們也許可以指出，這樣的問題源自左統與左獨的分野；這樣的問題，是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台灣認同的問題更明顯時才出現的。在更早以前，左統與左獨之間的差異還沒那麼大，因為雙方同樣反對國民黨，而且左統在國民黨的壓迫下，遭受特別強烈的迫害。
事實上，左統認為太陽花學運是本省人國族主義的堀起，這倒是有一些真實：他們這樣批評本省人建立在族群之上的國族主義，只因這樣的國族主義思維會摒除外省人、客家人與原住民。不過，這再一次地反映了左統有多麼看輕太陽花學運，因為學運期間倡議的獨立思潮，其國族認同是兼容式的，而非排他式的。事實上，假如左統有稍稍關注太陽花學運的話，就會發現其實民進黨也被太陽花學運人士撻伐，認為民進黨為了一黨之私收割學運；更重要的是，他們還指責民進黨操弄本省人國族主義，讓參與學運的外省人覺得沒有受到包容。另外，學運期間也有中國大陸人士高度參與。
左統在批判所謂的族群國族主義時，腦子裡想的是一種老舊的台灣國家主義；這樣的國家主義，建立在排他性的架構之上。因此，在他們急急忙忙譴責太陽花學運之時，更完全沒有認知到，這樣的族群國族主義早就過時了。
對族群國族主義的批判仍舊重要，但這樣的批判必須從左統的手中奪回來，成為左獨論述裡的重要成份。
當然，台灣人對獨立的期望，並非在本質上反資本主義；但是，即使是左統人士不斷鼓吹，與中國統一其實也不是建立在反資本主義之上。如果左統批評左獨的方式，透露出左統的論點其實建立在一種台灣國族的沙文主義之上，那麼左統對於中國的立場也一樣禁不起這樣的批評。如果我們還必須建構更強的論述，說明台灣獨立要如何提升國際上反資本主義的浪潮，我們應該問一個更廣泛的問題：本質上不是國際性的左派思維，能否真正打擊國際性的資本主義？在左統對於中國的認同高過一切考量之下，他們仍舊無法回答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