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n-Ling Li黎芸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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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者：William Tsai
圖片：WikiCommons
社會流動的可能性在已開發國家中一直是備受爭論的主題。美國一度被譽為實現「美國夢」的國度，人們只要工作夠勤奮就能往上爬，因為那兒有著大量的發展機會。然而，「美國夢」早已證實了是一場泡影，對於拉丁美洲裔移民或許多非裔美國人來說更是刻骨銘心。種族不平等及相應的階級分層揭示了殘酷的事實：來到美國日以繼夜工作的人，不一定能夠達到理想的生活，反倒是常常在許多方面都被刻板印象定型，甚至遭受歧視，無論他們多有才華。階級分化與分層並非美國獨有的現象。當我們回看今天的台灣，階級流動的停滯可說是青年世代所面臨最急迫的問題。
國民黨四大家族。圖片：東森新聞雲
韋伯在《社會和經濟組織理論》一書中提到了「身分群體」和「階級情境」之間的差異。我們通常用「階級情境」理解或解釋日常生活，然而「階級」一詞在此是相對概念，每個人都擁有一個「階級地位」；比方說，「工人階級」作為整體是一個「社會階級」，至於透過財富和教育占據特權地位的人們則是另一個「社會階級」。但「身分群體」指的卻是「許多置身於一個更大群體的個人，經由其地位而享有特定種類、相當程度的聲望，並且有可能自稱擁有某些特殊獨占地位。」[1] 於是我們可以用下面這種說法來描述目前的台灣社會：「社會階級的向上流動難以實現，因為某些身分群體在他們的小圈子裡主張並保有特權。」而在韋伯看來，身分群體的構成未必與階級情境相關，因此打個比方，一個人升官當上經理之後，他的社會階級或許有所變動，但這樣的轉移最終並不必然帶來更高的地位。因此我以為，「身分群體」是一個更適於闡述台灣今日政治情勢，尤其是那些權勢逼人的國民黨政治人物及其在選戰中「政治謀劃」的詞彙。
我們看一看今天的國民黨第一線政治人物，會發現他們的共同點之一是由於出身背景而享有特權。「背景」在此是指家族傳承而言，但也包括姻親關係帶來的特權。馬英九和郝龍斌是兩個最顯著的例子，他們的父親在黨國威權統治時代都曾經擁有強大的影響力；由於父輩的政治資源及用心栽培，馬、郝兩人，以及其他像吳志揚這樣的政治人物，都已經準備就緒先在黨內擔任要職，而後成為首都市長，最終入主元首大位。另一個例子則是朱立倫。儘管朱立倫的出身家庭並沒有龐大的政治資源，但他娶了一位重量級政治人物的女兒，因此從岳家那兒得到必要的資源。朱的例子也讓我們清楚看見政治是如何被男性化的，女兒往往被排除在外，無法繼承政治資源和地位，過去的國民黨傳統尤其是這樣。我們還可以從一個不久前的例子說明父親或岳父是誰有多麼重要，那就是國民黨的台北市長初選：兩位候選人是連勝文和丁守中，前者是政治新鮮人，但父親是政治勢力和財力都極其雄厚的領袖級政治人物，後者則是在行政事務及選戰中都累積豐富經驗的資深政治人物。從理性的面向看來，丁守中才是參選市長的適當人選，但他還是在初選輸給了連勝文；連戰的政治勢力與財力，加上他在台灣和中國兩地的豐厚人脈，都在選戰中帶給連勝文更大的優勢。以上敘述的這些現象看來都只是國民黨內部的政治鬥爭，但這些現象至少說明了兩個事實，也可以說產生了兩個後果：首先，在下一代政治接班人被刻意「培養」的過程中，他們的學習、見聞，以至於來往的人物都是有意篩選過的。在他們的青年時代，無論金錢或其他類型的社會資本，一切資源都隨手可得，他們的生長環境在本質上就是不同於一般大眾，因為政治菁英本來就只是一小群人。一旦他們長大成人，取得領導地位，可能會出現兩種情況：他們經商的話就能運用他們的「方式」（指他們從家族繼承的人脈），透過社會資本及金錢資本的流通創造更大財富；當這些菁英選擇從政，則會出現另一種情況：由於他們的成長過程都與一般大眾隔絕，他們一貫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就不同於大多數人，賺取溫飽的難題只會出現在他們的想像裡，金錢或父母的關係才是他們解決問題的慣用方法。我並不是在為這些「天真」的政治人物找藉口，我反而是要指出，他們所屬的密閉小圈子使得他們很難被人民接受。關於這些下一代政治接班人的第二個事實，我認為是他們阻礙了，至少也幫忙阻止了一般大眾的向上流動。一旦教育不再是提升個人向上流動能力的最佳途徑，就必須採取一些足以造成財富或資源重新分配的政策。對這些下一代政治接班人來說，他們的政治力量有一部分得仰賴當前的利益團體支持 [2]，而能夠促成財富或資源重分配的政策，通常都包含提高稅率或限制優惠的措施，因此必定損害大財團的利潤，進而導致利益團體撤回支持。2014 年 3 月，《經濟學人》雜誌依據它們的權貴資本主義指數，將台灣列為世界第 10 大行使權貴資本主義的國家 [3]，之所以會有這麼高的排名，大部份是因為國民黨的大筆黨產，以及國民黨政府官員與富商之間的緊密關係。因此，一旦這些下一代政治接班人成為政府領導人，也就實在很難期望他們採行任何促進社會階級流動的新政或前瞻性政策。
連勝文跟馬英九。圖片：中國時報
雖然今天的政治情勢看來令人失望，尤其我們已經看到這麼多享有特權、備受呵護的接班人投入選戰（不只是 2014 年底這場大選，還有之後許多場選戰），我卻還是有些樂觀的期待。我所期望的是人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監督政府施政，並提供理性論述反擊社會不公義的能量。我相信，三月的社會運動已經讓許多人民從無知中醒覺，但政治風氣的改變並不能一蹴而成，人們必須牢記，人民的力量有時是強大到足以撼動看似牢不可破的政經結構的。
[1] 引文見Max Weber, “Status Groups and Classes.” In David B. Grusky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lorado: 2008), pp.124-128.
[2] 作者在此聲明，雖然利益團體可能意指在政治中握有利益的任何團體，無論是弱勢少數還是享有特權的少數，但本文此處的利益團體是指那些經常在貨幣政策中得利的特權者，像是大財團或大企業。
[3] 《經濟學人》原文見”Our Crony-Capitalism Index: Planet Plutocrat”, March 15,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