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nd Laskai迦薩戰事與台灣的無國家狀態
雷洛然 和 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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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者：William Tsai
圖片：OneArmedMan/WikiCommons/CC
隨著迦薩戰火持續延燒，我們這些在台灣關心世局的人，也開始用心發掘時事與現狀的連結，以及從中可能獲得的教益。因為兩地的處境儘管不盡相同，卻具備同一個確切無疑的脈絡：台灣人和巴勒斯坦人都缺少一個在國際上受到承認的國家。
上星期，《想想論壇》英文版主編寇謐將（J Michael Cole）挺身而出，分享他最近的所思所感。「台灣不能一如往常地假定自己能夠攀附在美軍力量或華府善意之上，或者反過來期待國際社會強力追究北京犯下的戰爭罪行。」他寫道：「這個賭博太冒險了。」他認為，解決辦法應該是拿起一根大棒子。台灣必須透過軍事科技研發持續鍛鍊自己的總和戰力。
我們為寇先生明確指出台灣的無國家現狀而喝采，也認同他對台灣和巴勒斯坦兩個議題脈絡的聯結，但我們同時發現他的評估有誤，解答則有誤導之虞。台灣的無國家狀態在不同領域以不同方式展現，需要的解答也各有不同。我們以為，台灣當今最急迫的課題，是如何建立台灣民主的堅實基礎──正如太陽花運動透過許多草根運動著手進行的，把國家還給人民。
這是很有意義的討論，以下就讓我們多說幾句。
無國家狀態最早是由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的概念。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根據個人身為猶太人逃出希特勒第三帝國的經驗，以及其他許多二戰期間流亡者的際遇得到結論：不管國際人權的論述怎麼發展，一旦置身一個不被承認的國家，也就等於毫無權利──換句話說，就是身為一個無地位的人（non-person），甚至不被承認為人（non-human）。唯有民族國家這個自力更生的社群，才能將權利賦予其公民。看著迦薩的戰事，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無法自拔的絕境，我們也就不得不想起鄂蘭的話。
然而，鄂蘭對於民族主義的危險弔詭，以及民族國家這把雙刃劍也保持警惕。能夠將權利賦予人民的社會組織型態，恰好也正是最擅長剝奪其他人民權利的同一種型態，包括國家內部那些與「民族」概念格格不入的人民。應當謹記，以色列的建國大業最主要的動力，正是來自猶太民族的無國家狀態。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台灣人民都有一個持續運作的國家──即使這個國家並不被允許遂行自己的國際意志，保護人民的功能也一再被中國大陸的強權削弱。那麼，鄂蘭敘述無國家狀態的文字，還是有些參考價值吧？
儘管有省略鄂蘭揭示的民族主義弔詭之虞，我們還是要在迦薩與台灣的平行比較中補上另一個差別：迦薩的無國家狀態伴隨的是持久不變的民族歧視與人格抹滅，還有對巴勒斯坦人民殘酷的「他者化」，從而助長了不成比例的暴力和無情的處置。還有哪一國的外交部長（以色列外長Avigdor Lieberman）能說出「確保我們的孩子正常放暑假」這種理由為濫炸迦薩辯護的？
因此，「迦薩戰事」不只是武裝衝突而已，更是橫跨經濟、社會與文化生活各領域，針對巴勒斯坦人常達數十年的民族歧視。儘管以色列對迦薩的轟炸侵害了占領區內的巴勒斯坦人所應有的每一項人權，我們仍須理解，眼前的問題絕不只是軍事作戰。自從1948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國開始，以色列政府就持續侵占土地，斷絕水、電、衛生及運輸等一切基本需求。在此同時，居住在以色列國內的巴勒斯坦人也淪為次等公民，無法和以色列猶太公民享有同等的權利。
以色列想要趕走所有巴勒斯坦人，正如本古里安總理（David Ben Gurion）在1961年宣示的「把他們推下海去」，就算達不到這個荒誕的目標，也要讓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永遠的次等公民。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殖民暴行還不只侵占土地而已，更要徹底抹殺巴勒斯坦人作為民族的存在。殖民治理的邏輯建立在將被殖民者「劃為他者」上，同時強逼被殖民的人民扮演殖民者帝國主義想像的鏡像。
正如Darryl Li所指出的：「自2005年開始，以色列在加薩走廊的殖民統治發展出一套非比尋常，可說是前所未見的實驗：它試圖將那裡的巴勒斯坦人與外面的世界隔絕，讓他們不得不完全倚靠外界的慈善援助度日，並且免除以色列對他們的責任，三者同時進行。」這項殖民實驗正是以色列國對西岸和迦薩走廊採取不同治理策略的原因所在──以色列容許西岸在以色列占領下維持「巴勒斯坦國」曖昧的自治地位，同時把迦薩走廊說成是哈瑪斯控制下失控又惹是生非的巴勒斯坦地區，因此不得不持續升高軍事鎮壓規模。
台灣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中國是要把台灣同化，而不是加以區別對待。它想把台灣併入版圖，同時彌平有可能產生獨立台灣認同的各種文化及社會差異。換言之，它要把台灣人改造成中國人。
由此觀之，台灣與迦薩的分別，是極端種族主義的叔叔和認定你跟他一模一樣的霸道父親之間的不同，這個比喻並不是在輕描淡寫。雙方對待彼此的方式也不一樣。台灣的無國家狀態並不是表現在從天而降的炸彈上，而是在那些逐步削奪台灣獨立地位的力量上最為顯著。而且說真的，就台灣的狀況而言，不可或缺的抵抗形式必然包含加強深化朝氣蓬勃的獨立認同，而非軍事威嚇力量的組建，後者只有在台灣的軍力發展超越北京，手握槍桿子的政府官員也有心保衛台灣時才能派上用場。
近幾年來，台灣的無國家狀態已經發展到了臨界點：中國對台灣媒體的滲透及「論述產製」基礎結構急速成長，馬英九政權則以推廣非原住民的文化傳統持續為統一鋪路，中國資本及其他跨國企業更變本加厲地壟斷台灣經濟與產業。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SSTA）的抗爭，正是這種無國家狀態危機最有力的展現，同時也是一種回應：人民了解到，中國全面的武力進攻或許不會立刻發生，但中國透過經濟及社會手段侵吞台灣政治主權的動力卻是真正的威脅。
我們認為，抵抗中國跨越台灣海峽的帝國主義冒險之道，既不是投注更多稅金強化軍力（畢竟馬政權自己對北京的態度就是妥協屈從），也不是依靠美國再一次進行帝國主義干預。這些戰術都無法解決台灣無國家狀態的核心問題，反而只會再次讓台灣成為中國和美國這兩大帝國主義強權的戰爭試驗場。
倘若以巴衝突的現況有任何值得台灣學習之處，那應該是由基層人民發起，在全球各地迅速進展的跨國團結運動，特別是由全球反對南非種族隔離運動啟發而來，針對以色列國的「杯葛、撤資及制裁運動」（BDS Movement）。BDS運動的宗旨是要在全球各地的經濟、政治、文化及教育各方面孤立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影響力。這正如台灣的現況，我們的優先選項不該是在美、中兩大帝國之間選邊站，而是要從基層建立一種不同的跨國團結型態，向中國針對台灣及圖博、新疆、越南、菲律賓等國家地區的帝國主意冒險實施杯葛、撤資及制裁。
漢娜‧鄂蘭在晚年認為，奠基於公民身分及共同決策的城邦（polity）或政治共同體，是最理想的社會組織型態。今天的台灣距離鄂蘭理想中的社會組織型態也越來越近，特別是在太陽花運動之後，受到運動激勵的學生和公民在全國各地展開，以教育喚起公民對社會議題的覺醒，包括台灣現行政治體制的缺失。這種在大學校園、市區廣場和街角臨時發起的政治性集會與演說，以及這類集會凝聚的集體公民精神，為台灣的無國家狀態帶來了一些真正的解藥。
唯有經由人民爭取民主的不懈奮鬥重新找回的這種精神，才能真正解決台灣永無止盡的無國家危機，使它在帝國主義的強權政治中成功自保，最終建立一個真正的主權國家，以及一種全新的跨國結盟型態。
Lorand Laskai (雷洛然）is a writer living in Beijing and recent graduate of Swarthmore College. He previously lived in Tainan, Taiwan.
Wen Liu (劉文)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in social psychology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nd a freelance writer on issues of sexuality and politics. She is currently based in New York City.